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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顺军将领来说，农民阶级的狭隘性也时有表现，尽管当时在实力上远不如大西军，也不愿意屈居孙可望之下。
顺治七年孙可望派使者来到梧州要求永历皇帝封他为秦王，当时正在梧州朝见永历皇帝的高一功和党守素就坚决反对，他们把孙可望的使者唤来面加训斥，“本朝无异姓王事例，若尔主要求王爵，我宁不足以王耶？……今爵列上公，当与我同心报国，洗去贼名，岂非大幸。
勿欺朝廷孱弱，两家兵马，彼此所知，鞭弭橐鞬，足以相当也”
[6]。
从表面上看，高一功的这段话似乎是站在永历朝廷的立场上讲的，实际上却反映了大西和大顺两系农民军之间的长期隔阂。
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双方的密切配合，顺治八年以后在抗清斗争中双方有几次都相距不远，却未见到主动配合作战，错过了许多战机。
尽管如此，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大顺军和大西军毕竟都以永历朝廷做旗帜，客观上起了遥相呼应的作用。
例如，顺治九年七月，李定国部攻克桂林，孙可望、白文选也由贵州攻入湖南，清户部尚书车克在题本中就忧心忡忡地说：“更可虑者，贼之声气相通，如荆州属界则有巨寇姚、黄，王二、王三，黄炳、刘二虎、塔天宝、党守素并一只虎养子，高一功下之王中军等贼，盘踞多年。
郧襄属界则有逆寇张京、贺珍、袁宗第、杨启明等贼不时出没。
傥彼知孙逆狂逞得利，群然哄起，臣恐按臣有限粮饷不继，南北跳梁者尾不能相顾（首），（且）更为附合溃卒，收为彼用。
此时之大患大忧，更有不可言者。”
[7]同年十一月，清朝经略洪承畴在一件题本中说：“人皆知逆贼孙可旺等抗拒于湖南，而不知郝摇旗、姚、黄、一只虎等众肆害于湖北。”
他在题本中还具体描述了大顺军余部在夔东活动的情况：“郧阳之房县、保康、竹山、竹溪四县有郝摇旗、刘体纯、袁宗第等诸寇，窟穴于羊角等寨，每营万余，虎踞县界，杀掳肆行，郧县、郧西、上津三县前此尚恃一水可隔，今贼竟掳舟渡江，两岸**，逼郧阳仅数十里。
近又自均州槐树关渡河者万计。
襄阳之宜城、南漳、均州、谷城四州县有一只虎养子小李、马蹶子、党守素、李世威等诸贼，住于七连坪等处，将居民逼挟供粮。
光化县倚山滨江，残废无人。
荆州府属之归州及巴东、兴山、长阳三县，接连西蜀，虽升补官员，从来未入版图，无任可到，为姚、黄、王二、王三等诸逆老营。”
[8]
大顺军余部来到夔东，固然是为了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但他们并没有放下联明抗清的旗帜。
顺治七年（即永历四年）十二月，永历朝廷依据经略川秦楚豫督师大学士文安之的建议，授予李来亨临国公、刘体纯皖国公、袁宗第靖国公、郝摇旗益国公、王光兴荆国公、王友进宁国公、塔天保（宝）宜都侯、马翔（腾）云阳城侯、党守素兴平侯、郝（贺）珍岐侯等爵位。
[9]后来的文献资料证明，李来亨等人都接受了封爵敕印。
永历朝廷先后派出的节制大员如阁部文安之，部院洪育鳌、毛寿登，监军太监潘应龙等人到达川东后也受到李来亨等人的礼遇。
虽然他们并未能行使朝廷赋予的决策和调遣权力，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联络作用，成为夔东抗清力量拥戴永历朝廷的象征。
这点在洪承畴顺治十二年的一件揭帖中也说得很清楚：“荆州丛山复莽，素称贼薮，其遗孽李来亨、马腾云、王二、王三及姚、黄等为害固已多年，然平日不过出没窃犯，今则联络孙逆，受伪职、资伪饷，串为一气，分犯肆逞矣。”
[10]
顺治十五年，清廷乘大西军内讧、孙可望叛降之机，派出三路大军进攻云南，永历朝廷危在旦夕。
在李定国、白文选建议下，永历帝派使者赶赴川东要求阁部文安之、太监潘应龙联络驻守梁山（今重庆梁平）、万县的谭文、谭诣、谭弘三部和夔东十三家火速出兵，配合在嘉定、叙府（今四川乐山、宜宾）一带的大西军旧部攻取重庆，借以牵制清军南下。
“十三家”
闻讯后，以大局为重，于十二月抽调兵员七千，战船一百五十八艘溯江而上，参加围攻重庆的战役。
不料，战役刚刚开始，充当前锋的三谭发生事变，谭诣将谭文刺杀，与谭弘一道投降清朝，并且配合清军击退“十三家”
水师。
[11]这次为挽救永历朝廷的努力虽然半途而废，却表明大顺军余部同李定国拥戴的永历朝廷是休戚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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