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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与此同时，刘文秀、王复臣率领的另一支大西军由黔入川也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
“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
于是重庆、叙府诸府县次第皆复。
吴三桂迎战辄败，敛军以奔，趋保保宁。”
[79]清定西将军固山额真墨尔根侍卫李国翰吓得魂不附体，“决意去蜀”
[80]。
就在面临收复整个四川的大好形势下，刘文秀骄傲了起来，拒绝采纳王复臣的正确意见，被吴三桂抓到弱点反守为攻，保宁之战终告失败。
吴三桂在侥幸取胜后仍然心有余悸，说“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
[81]。
事实告诉我们，农民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几次重大胜利都是在联明以后。
它雄辩地证明，当整个民族处于危难之时，贵在团结。
农民军的英雄们用自己在抗清斗争中创建的丰功伟绩宣告了联明抗清策略是当时唯一正确的策略。
那种借口南明政权腐朽，指责农民军联明抗清的说法，实际上是要求大顺军余部和大西军余部展开两线作战，八方出击，这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导致农民军自身更加孤立，从而加速抗清斗争的失败。
以农民军为主力的南明抗清并不是孤立的地区性活动。
清朝初年，抗清和反清活动几乎遍布全国。
早在顺治二年八月，清廷上谕中就说：“近来土贼窃发，民不聊生，如直隶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八处，着满洲统兵驻扎，务期剿抚得宜，以安百姓。”
[82]至于郑成功等人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义师更是名震一时，有力地配合了农民军的抗清斗争。
在降清的汉族官员当中也不断发生叛清归明事件。
如大同总兵姜瓖的叛清几乎席卷了整个山西；江西提督金声桓的叛清使江西全省为之改观；广东提督李成栋的叛清更使南方局势为之一变。
连被解除了兵柄潦倒于北京的刘泽清等人也不甘寂寞，秘密策划反清活动。
再考虑到各地心怀故主、对清王朝进行消极抵制的遗民数量之多，我们对于清初社会矛盾的总体不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
清兵进关以前汉族内部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在清初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业已下降为次要矛盾。
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出现农民军同南明地主阶级的联合抗清。
否认民族矛盾在清初曾经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势必难以对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和历史意义做出符合实际的肯定评价。
按照这种观点，必然引申出农民军无非是支持一个地主阶级政权反对另一个地主阶级政权的结论，甚至在清王朝已占绝对优势时还有阻碍祖国统一之嫌。
显然，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也是我们所难以同意的。
本文在探讨清初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以及农民军采取联明抗清的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的时候，丝毫没有忽视南明政权内部的腐朽，也无意于掩盖农民军某些领袖人物有处置不当之处。
仅仅由于题目的限制，才没有在这方面展开论述。
20年刀光剑影的生死搏斗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是十分丰富的，直到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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