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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辅士英曰：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
[11]。
史可法常常被人们描绘成同马士英针锋相对的抗清派，其实他在清军南下以前，一直抱着联“虏”
杀“贼”
的幻想不放。
例如，他在《请遣北使疏》中就曾说过：“先帝以圣明之主，遭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舒宗社臣民之恨。
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
至于清兵，他的看法是：“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
此时畿辅间必不为我所有。
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
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
[12]
正是在弘光朝廷一厢情愿地制定的“借虏平寇”
政策的指导下，以朱由崧为首的南京当权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毫无作为，过着苟且偷安的日子。
我们从弘光小朝廷处置降顺和降清官僚士绅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政权是怎样区分敌友的。
它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的主持下，大兴“顺案”
，对所谓“从贼伪官”
分六等定罪。
而对降清的吴三桂却认为有功社稷，甚至在“举朝皆知吴三桂无心本朝”
的时候，仍加封吴三桂父、祖为蓟国公，遣使清廷时还专门给吴三桂带上一份厚礼，加以进行联络。
就在弘光政权把希望寄托于左懋第北使议和的时候，顺治元年十月下旬，清廷决策分兵定向，征服全国。
它派英亲王阿济格等率领一支军队进攻陕北，镇压李自成起义军；同时命豫亲王多铎等率领另一路大军南下进攻南明。
十月二十四日，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
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
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
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
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
[13]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清廷的决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的，因为当时清军的战斗力虽然比较强，但人数相当有限。
多尔衮等人把自己的主力分别投放在相隔数千里的两地同时发动大规模战役，在战略上是完全错误的。
它不仅在一旦受挫时势必呼应不灵，而且大军既出，整个华北地区清军的守御力量非常虚弱。
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帮了清廷的忙，使它为时不晚地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就在清军分兵作战的关键时刻，大顺军在河南怀庆地区发起了反击战。
这年十月，大顺军攻克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济源、孟县一带，清军提督金玉和被击毙于柏香镇，叛将董学礼部也伤亡惨重。
如果多铎仍按原计划统兵南下，即便腐败透顶的弘光朝廷一触即溃，大顺军于怀庆得手以后，完全可以乘清兵后方空虚，取道长治直指北京。
大顺军的怀庆反击战使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如梦初醒，火急下令改变多铎的进兵路线，暂停南下，掉过头来向怀庆进军，取胜后渡黄河攻潼关，同阿济格所领清军夹攻西安。
这就是说，由于大顺农民军在怀庆地区展开反击，吸引了全部清军主力，才推迟了弘光朝廷覆灭的时间。
当时在整个东部地区清军的兵力十分薄弱，弘光朝廷如果稍有战略眼光，乘此机会北收山东、河北，未尝不是一种自强之道，客观上牵制了西进的清军，对大顺政权的抗清斗争也是一种支援。
一部分南明官僚对当时的局势也是有比较清醒的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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