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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的。
早在襄阳时就“设立伪官，右武”
[64]。
直到在北京时仍规定“文官俱听大将节制”
。
连刘宗敏手下的一个旗鼓，也出现这样的场面：“诸公争往投刺，或称门下，或称晚学，或用手本蝇头小字，伛偻跪拜，皆名下士也。”
[65]史料还表明，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在领兵独立作战时有权在占领的地区内选授官吏，如刘芳亮率军占领河南怀庆地区就选授了“防御使、府尹、六邑令”
[66]；进抵山西长治地区后又在府属各县“分设伪官”
[67]。
其他如贺锦进军甘肃、袁宗第在由河南进入陕西时都委派了地方官吏。
既然大顺政权的政策是由李自成等革命领袖人物制定的，各级地方官员又处于起义军将领的节制之下，这就为大顺政权执行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提供了基本保证。
事实上，大量有关大顺政权地方官吏活动情况的记载都可以归结为免赋、追赃助饷、为起义军筹集军需物资、捉拿敌视大顺政权的分子以及为大顺政权征聘人才，等等。
这些活动应该承认是有利于农民，不利于地主的。
正因为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吏绝大多数认真执行了农民革命政策，他们才被当地的地主豪绅视若寇仇，不少人在反革命叛乱中遭到杀害。
还应当指出，大顺政权的地方官吏一般说来是廉洁奉公的，同明末吏治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连一些封建文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如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说：“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甲申传信录》也说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
。
为什么同样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明末清初的官场中绝大多数都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而在大顺政权里却能做到“无敢暴民”
“不敢舞文”
呢？应当承认这是由于大顺政权的领导权一直掌握在贫苦农民出身的起义军领袖人物手中，它的宗旨在于保护人民而且号令严明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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