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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尽赤，河水不流”
[74]。
这类狺狺狂吠，适足以暴露封建统治者们对起义农民的仇视心理而已，毫无史料价值可言。
但是，我们也应当正视包括张献忠在内的大西政权领导人的错误。
把凡被大西军所杀的人都说成该杀的，都是农民革命的死敌，不仅违反历史事实，也不利于从中总结历史的教训。
除了前述汪兆龄之流的顺风吹火以外，张献忠本人的偏**绪，也是造成镇压扩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存大西政权所立的张献忠“圣谕碑”
，颇能反映他当时的思想。
碑文只有两句话：“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顺二年二月十三日。”
[75]这道“圣谕”
，虽不像统治阶级捏造的那样，下面还有七个“杀”
字，但它确实明白无误地反映了张献忠的变态心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仇恨扩展成了对人的厌恶。
张献忠何尝不知道“天意从来高难问”
，他所说的天只不过是他自己。
有的史料记载，“张献忠常曰：人命在我，我命在天。
四方有路，在劫难逃。”
[76]在他眼里，是四川百姓忘恩负义，只有由他这位上天之子来恭行天罚了。
[77]张献忠忘记了，他和部下军队吃的是百姓种的粮，穿的是百姓织的布，忘记了他在玛瑙山战役之后，正是在川东山区百姓的掩护下，才免于被官军歼灭，也忘记了正是千千万万的百姓跟着他打江山，才把他捧上了皇帝的宝座。
张献忠用自己创造的天与人之对立，代替了现实生活中富与贫的对立，正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变化。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个“圣谕碑”
，是张献忠为自己在镇压官绅地主叛乱时滥及无辜愚蠢做法的辩护。
史籍中谈到大西军在四川的举措时，常常同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连带论述，这样做不是有意中伤，便是无知妄说。
明清之际，四川人口急剧下降是事实。
封建统治阶级把这笔账全都挂在张献忠名下，是极为不公的。
造成四川许多地方荒无人烟、人口锐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明朝军阀屠戮平民[78]、清军滥杀无辜、摇黄等武装**百姓；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肃反无边，当然也应负一部分责任。
但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连年兵荒马乱，生产大面积停顿，人民大批地死于饥饿[79]、相食[80]、虎害[81]、瘟疫[82]，向外逃亡的也不在少数。
在批驳封建史籍诬蔑大西军“屠蜀”
的时候，还应当指出，直到张献忠牺牲、大西军转入云贵时，四川遭受的破坏还是比较有限的。
此后四川的人口仍在大幅度下降，这是可以列举材料加以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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