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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许坐守地方武职擅受民词,违者参处。
一、不许假借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示。
一、不许无赖棍徒投入营中,擅辄具词诈告,妄害良民,违者捆打。
一、不许守□文武官员擅娶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
[58]
这个禁约的发布人刘进忠,后来降清成了农民军的叛徒,但文告本身仍然反映了大西军入川前期,对于维护军纪、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视。
四川地区的阶级矛盾是怎样激化起来的呢?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张献忠等大西政权的决策人,虽然采取了安排蜀人做官、开科取士等政治措施争取当地士绅,但这个政权的基本施政方针却直接损害了官绅地主的利益,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卫所世职,皆杀之”
[59],以及拘集官僚士绅罚银充饷。
随着这类农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官绅地主才发现张献忠起义军虽然“开基立国,而群盗之习毫无悛改”
[60],他们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四川地区的官绅地主,本来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投靠大西政权的。
甲申五月,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号,颁诏各地,自封正统。
当时北方的局面是清兵同大顺军相对峙,弘光朝廷自知力量单薄不敢问鼎中原,注意力就更多地放在南方。
东南各省是弘光朝廷立国的根基,西南除四川外,其他省份仍奉明朝正朔。
在这种形势下,弘光朝廷很自然地要加紧部署颠覆大西政权,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半壁江山。
然而,南京小朝廷自建立之始就患有先天的软骨病,它既不可能派遣军队入川同大西军正面交锋,就只好采取任命四川官员,指使他们联络策反,把本地的官绅地主势力组织起来同大西农民军为敌。
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向弘光朝廷上书言事时,就曾提出过以下的建议:
又闻献贼逋窜蜀中,设伪官分为四道,以图延喘旦夕。
……诚得亲信之士布置其间,或散为流言以惑其众,或伺其隙以间之,使之互相杀戮,而潜结蜀中诸士官与夫忠义之士,阴为部署,伏聚高山长林之间,多设旗帜以寒其胆。
又潜与之约,能复一城一邑者即以与之。
而其中有能斩献贼之头来归者,即举蜀地爵之。
如此,将不烦大兵而蜀可以得,献贼可灭,其众且可收之以为用。
故纵间之策不可不行……[61]
一六四四年八月,弘光朝廷任命樊一蘅为川陕总督;旧辅王应熊以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总督川、湖、云、贵地方,赐尚方剑便宜行事。
[62]王应熊是四川巴县人,樊一蘅是四川宜宾人。
南明政权利用他们在本省士绅中的影响,“皆委以恢复之任,号召诸路官兵义旅,响应云合”
[63]。
王应熊受任之后,坐镇遵义、綦江地区,统筹全局。
按照他提出的规划是,依靠贵州的兵力和军饷,加上败军溃卒,地方武装,由綦江、纳溪北上;同时责成云南巡抚命将出师,沿建昌、毕节一线推进;川陕总督樊一蘅则提兵转入川北,夺取保宁(今阆中)、顺庆(今南充)一带,从北面牵制大西军。
他还要求朝廷急令湖广巡抚重占荆州,防止大西军顺江东下;郧阳抚治则沿大昌、大宁、达州、东乡一线蚕食川东北地区;偏沅总督和巡抚由东南面扼控四川。
这就是王应熊提出的围剿大西军的全盘计划。
[64]在他的组织和策动下,四川各地的反革命势力顿时活跃起来。
一六四五年春,明总兵曾英击败大西军守将刘廷举部,占领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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