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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像剜却心头肉似的被迫缴出贪污盘剥所得的钱财，而且在追赃过程中刑拷相加，缙绅体面扫地以尽。
这样，官僚地主作为一个在各地拥有盘根错节的潜在实力的阶层，政治态度就逐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原先希冀托庇于大顺政权的保护，现在发现这个政权的刀锋正是对准着自己。
严酷的事实使他们同大顺政权处于不共戴天的敌对状态。
当大顺军在军事上势如破竹地向前挺进时，各地的官绅地主慑于兵威，表面上俯首帖耳潜伏忍受，骨子里却咬牙切齿，待机报复，即所谓“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1]。
甚至一些被大顺政权吸收参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绅，也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对执行这种政策的大顺政权的前途表示怀疑。
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毕竟受到所处时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绅地主的斗争中，他们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权形式加以惩罚，而不可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对本地的乡绅劣衿实行有效的专政。
于是，在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就存在着一种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农民们如释重负，意气风发，沉浸于胜利的喜悦当中；另一方面是潜在的，官绅地主在各地的头面人物虽然被弄得衣冠扫地，但他们所代表的封建势力却依然相当强大，在某种程度上讲，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各种社会联系、习惯势力把当地的人力、物力调动起来。
这就是说，封建社会中的农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飙突起的革命**中，也不可能产生科学的思想武器，创造出有效的组织形式，用以镇压统治者的势力和保护自身利益。
他们的胜利当中就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或者说隐藏着失败的因素。
山海关战役中大顺军的失败，特别是全国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各地官绅地主认为时机已到，纷纷发动叛乱。
他们杀害或拘捕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袭杀当地大顺军驻兵，“榜闯大逆无道罪状”
，“凡逆闯政令一切革去”
[2]。
叛乱一旦得逞，原来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权，从而实现了全面复辟。
现将山海关战役后两个月内北直隶、山东、河南地区发生的官绅地主叛乱情况列制为表，附于本书之后，供读者参阅（见附录）。
这些叛乱虽然是分散、自发的，但都不谋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
较早发生的叛乱往往以为崇祯帝发丧，恢复明朝年号，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号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帅金炊为“济王”
[3]；大同总兵姜瓖也以明枣强王朱鼎册“续先帝之祀”
[4]。
等到他们弄明白了大顺军是败在清兵之手时，就差不多全部归顺了清朝。
而靠近南方的山东、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绅地主，则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间摇摆。
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廷，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能在黄河流域站住脚并且进而推行征服全国的事业，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汉族地主，特别是这个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官绅地主的支持。
在这些叛乱当中，对农民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窃据了大顺政权重要职务的文武官僚。
如明朝遵化巡抚宋权在李自成进京时拜表投降，被任命为大顺政权遵化节度使。
[5]他发动叛乱时，大顺军守将黄锭还被蒙在鼓里，仍用对上司的礼节对待他，结果仓促遇害，镇守军队全部被搞光，防御使、府同知和县令等下属文官也被一网打尽。
[6]又如李自成在晋北重镇大同留了上万名重兵，由制将军张天琳负责镇守，由于没有解除明朝投降总兵姜瓖等人的军权，加上防范不严，以致姜瓖叛变得逞，张天琳等大顺军将领被刺杀，驻防的军队也随之瓦解，使李自成放弃北京后固守山西的计划转眼就落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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