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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乘胜追击，大顺军大败，兵员器械损失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了伤。
李自成只好连夜撤退。
他们行经永平范家庄时，把吴襄处斩。
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杀吴三桂全家三十四口。
而吴三桂本人却在山海关战役结束这一天，被清摄政王承制封为平西王。
这样，由于吴三桂背信弃义，大顺军终于被满汉地主阶级联军击败。
从此明末农民战争由盛转衰，进入了以抗清为主的新时期。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能建立对全国的统治。
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
这主要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
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
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雌雄，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吴三桂之后，李自成派往山海关镇守的，只是刚刚投降过来的明将唐通所部八千人，没有派出农民军大将率领重兵协防。
派到山海关地区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都是大顺军进京以后从明朝官僚中选拔的。
这也反映了大顺政权领导集团对辽东军事形势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估计得很不够。
按情理分析，从万历末年以来，辽东军事冲突连绵不断，特别是崇祯年间清兵几次攻入畿辅地区，造成朝野震惊的局面。
要说李自成等人对此一无所知或漠然视之，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他们的行动却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在他们心目中明、清之战是“前朝”
的事情，自己并没有同清方交恶，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过日子。
因此，他们头脑中的辽东问题只是吴三桂等人统率的关宁边兵，吴三桂投降之后东北方面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贵族被置之度外。
如果李自成在山海关地区部署了重兵，吴三桂发动叛乱的可能性势必大大降低，即便叛变也不可能轻易地夺得关门重镇。
这种麻痹轻敌不能不说是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
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划出兵干涉了。
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
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
[97]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98]。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
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
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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