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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等大顺政权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正式颁诏天下，宣告大顺政权业已取代朱明王朝而居于正统地位。
因此，在京师局面稳定之后，便由礼政府于三月二十五日发出告示，命随驾各官率领耆老上表劝进，开始了即位典礼的准备工作。
新铸造了国宝，文曰：“继天立极，天字上一层居中，下一层并列继立极三字。”
[48]在牛金星等人的主持下，制定了《永昌仪注》，刊刻成为一卷，“前载伪令，禁奏疏冗长。
条记官制、补服、朝见仪节，以及各官往来礼柬之类皆具”
。
[49]大顺政权规定以水德王，衣服尚蓝。
这是由于明以火德王，取水灭火之义，反映了五德终始的天命循环思想。
六、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等政策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
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官僚地主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
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及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
[50]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
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据杨士聪记载，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
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
……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
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
[51]。
追赃的做法，据亲身经历者的记载，都是说发到刘宗敏、李友等大将营内，由农民军官佐、战士追比。
[52]“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
[53]抗拒不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
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由于史料芜杂，无法做出正确统计。
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史籍为了渲染农民军的残暴，过分地夸大了受刑的人数。
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
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
[54]。
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
[55]。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嫁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
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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