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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
兵**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
。
另一方面又编造了许多谣言，硬说大顺军在京师**妇女，乃至于“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
[36]。
然而，当时亦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虽然因为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军充满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还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顺军“军纪不行”
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
“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
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
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
直接有力地批驳了陈济生所散布的谎言。
由于大顺军在加强对京师的控制的同时，又注意约束军纪，故当时北京的社会秩序是良好的。
大顺军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杨士聪记载说：“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
甚至在李自成亲自统率大军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京师的守备力量大大削弱的时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
这也说明大顺军为稳定京师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
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
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
[37]
命令一公布，一些热衷仕途的官僚争先恐后地报名；一部分心怀观望的官僚，也在长班随役的督促下前往应点。
二十一日，“报名各官，青衣小帽于午门外匍匐听点。
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负文名才名者、哓哓利口者、昂昂负气者，至是皆缩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谑，不敢出声。
亦有削发成僧、帕首作病，种种丑态，笔不尽绘”
[38]。
二十三日，刘宗敏、牛金星又在五凤楼（午门）前，传各营在押官员入朝听选，按姓名册唱名。
首批录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东华门赴吏部听选，仍长班家人相随，无防押之人；不用者仍发营看守”
[39]。
二十六日，又选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深知明朝吏治腐败，特别是那些占据要津的高官显宦，不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划者，而且绝大多数是贪污成性者。
因此，决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40]；四品以下的官员则分别情况，多数授职，让他们自动捐银助饷，少数劣迹昭彰的也发到各营追赃。
大顺政权在对待明朝官员的问题上，也有处置不当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
这不仅表现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赃助饷的不合时宜（这点在下面还将讲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职务上也过于拘谨。
在数以千计的明朝官员出于种种原因而倒向大顺政权的时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视新兴的大顺政权如何对待自己这一流人物的时候，李自成等起义军领导人，本来应当在注意防范的前提下，采取先包下来然后逐步清洗的办法，却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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