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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三水县信”
和铸印时间不详的“商洛防御使信”
。
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符、契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弊病，重新颁发了官印，改符契为信。
参看《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载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
[64]例如镇守大同的张天琳就是位制将军；后来清军还缴获了大顺政权铸给的“榆林制将军”
银狮子纽大方印一颗，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四○页。
[65]《绥寇纪略》卷九。
[66]《鹿樵纪闻》卷中，《关西二烈》条。
[67]见《绥寇纪略》卷九。
然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永昌通宝只有小平钱和较大的当二钱（？）两品。
究竟有没有当银一两和当十的大钱，尚存疑问。
[6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绥寇纪略》卷九。
又，康熙《延绥镇志》记：“出题曰：道得众则得国。”
[69]《国榷》卷九九。
按，檄文发布人自称“倡义提营首总将军”
，估计是刘宗敏，但这个头衔还没有见到其他可以印证的记载。
[70]有的史籍甚至误刘芳亮为刘宗敏，如《鹿樵纪闻》卷下，《自成犯阙》条记：二月十三日，“贼至潞安，分遣刘宗敏入故关，掠大名、真定，而自以大队徇忻、代，陷宁武……”
又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记，三月初四日，“刘宗敏兵至大名，传檄招降……”
《甲申传信录》卷七则云：“闯寇既陷居庸，犯京师，遣其党刘宗亮驰寇畿南诸郡，所过悉下。”
不仅误书人名，而且把南线作战的大顺军，说成是占领居庸关后所派。
类似的错误记载还有不少，都反映了作者对大顺军东征的进军路线和情况没有弄清楚。
[71]雍正七年《临汾县志》卷五，《兵氛》记：“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李自成自蒲州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
康熙四十七年《平阳府志》记载得更详细，大顺军前锋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克蒲州后，“十七年正月十六日，李自成至蒲州……十八日至猗氏，十九日至闻喜，二十日至绛州，二十一日至曲沃。
二十三日至平阳，知府张邻迎降，留五日而北。
历洪洞、赵城、霍州、灵石至汾州”
。
按，张邻即张璘然。
《平阳府志》中记李自成到达猗氏的日期差了一天，据乾隆三十八年《临晋县志》的记载，李自成抵该县的日期是正月十八日（见卷六，《杂记》上，《灾祥》）；雍正七年《猗氏县志》记：“是岁正月十九日，闯贼入县。”
（卷六，《祥异》）
[72]嘉庆二年《合河纪闻》卷八。
[73]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4]戴廷栻：《半可集》卷一，《蔡忠襄公传略》。
[75]康熙二十一年《阳曲县志》卷十三，《丛纪》。
[76]《太原府志》卷五○称，开门纳降的是“小将张急鬼”
；戴廷栻《半可集》卷一写作“标营小将张权”
。
据前任山西巡抚吴甡在崇祯十六年四月的题本中，讲到山西抚标将领有陈尚智、张雄，可知张权是张雄之误，张急鬼大概是张雄的诨名。
[77]关于大顺军进攻太原的经过，《鹿樵纪闻》说：“二月五日，自成抵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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