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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了吴三桂的要求。
吴三桂见那嵩矢志不移，又写信用箭射入明军营中，号召元江军民捆绑那嵩出降，否则屠城。
那嵩针锋相对地射书城外，“备列三桂入关以来罪状，且署其衔曰：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开拆”
[44]。
吴三桂恼羞成怒，挥军奋力强攻，元江城破。
那嵩、那焘父子合家登楼自焚，那?、许名臣等自杀，高应凤、孙应斗等被俘[45]。
那嵩、高应凤、许名臣等人在元江领导的抗清虽然是响应李定国的号召而发动的，在具体行动上却没有同定国商量。
起事前，高应凤曾建议派人约李定国移兵北上永昌府，等吴三桂主力西进时，迤东各路义军乘虚直捣昆明，使吴三桂等部清军腹背受敌，可收全胜。
这一合理建议未被那嵩采纳。
元江起事时，李定国部驻于孟艮，遭到当地土司的堵截，为了使自己有个立足之地，他被迫把兵力用于平定地方。
元江反清的消息传来时，他深为惋惜，顿足叹息说：“何不稍待耶！”
[46]元江地区的反清斗争由于孤立无援遂告失败[47]。
那嵩、许名臣等人的起事，是在整个形势逆转，许多明军将领先后倒戈降清的情况下进行的。
他们面对强敌奋勇拼搏至死不悔的斗争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在元江反清运动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之后，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还多次举兵反清。
贵州在1660年（顺治十七年）九月有郑成功派来的使者吕弘联络水西权时泰、贺鼎等谋攻贵阳；十一月有马乃土司龙吉兆、龙吉祥、龙吉佐“负固弄兵，遥为李定国声援”
；1661年九月有刘鼎举兵反清包围定番州[48]；1662年（康熙元年）有南京人常金印（据说是明开平王常遇春的后裔）同丁调鼎、倪生龙来到贵州水西，扬言“海上已立新君，国号平顺；晋王李定国尚在，谕令起兵”
[49]，水西宣慰司安坤、原明匡国公皮熊都参与密谋。
1664年（康熙三年）正月，安坤聚众数万，以其叔安如鼎为总统，常金印自称**鲁（虏）大将军湘平伯，制造印敕旗纛、给散札付，“勾聚陈凤麟、高岑、吉士英、米应贵、熊国贤、戴胜、李万紫、陈国才等连结诸土府潜谋分路起兵”
[50]。
三月初一日，吴三桂统兵北上，经乌蒙（今昭通）东进毕节、七星关入黔；同时檄令贵州提督李本深统领贵州四镇兵向大方推进，以收东西夹击之效。
尽管清军在兵力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水西的反清运动仍然坚持了半年以上才被吴三桂等镇压下去，安坤、安重圣等被擒杀，皮熊被俘年已八十多岁，“面责三桂，三桂不能答。
皮熊绝食十五日而死”
[51]。
就在吴三桂领兵进剿水西的时候，云南迤东一些土司也准备乘衅而起，他们传布一种讹言说吴三桂已死于水西之役[52]。
1665年（康熙四年）三月，宁州土司禄昌贤，新兴王耀祖，嶍峨禄益、王扬祖，王弄土司王朔，蒙自李日森、李世藩、李世屏，石屏龙韬、龙飞扬，路南秦祖根，陆凉资拱，弥勒昂复祖，维摩沈应麟、沈兆麟、王承祖等联兵反清，明黔国公沐天波的幼孙沐神保被土司藏匿在新兴州，王耀祖联络各土司的信中说：“今沐氏有子在，事成奉以为主。”
明开国公赵印选也被拥戴为号召之资，“众至数万，攻临安，陷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围弥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县，各郡震动”
[53]。
清云贵总督卞三元、云南巡抚袁懋功、提督张国柱调兵进剿，吴三桂也率部兼程赶回，分路击败各反清土司。
赵印选、禄昌贤、王效祖、王朔、李日森、李世藩、沈应麟等先后被清军擒杀，直到这年十一月迤东各地方告平定[54]。
事实说明，顺治末至康熙初贵州和云南少数民族的反清斗争都同复明运动有密切关系。
联系到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统率的军中都有大量西南少数民族的将领和兵员，可以看出在南明史上少数民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汉族百姓一道为了反对清廷的民族压迫政策不惜流血牺牲，共同谱写了悲壮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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