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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骑，让自己的部分士兵徒步为“大兵”
开路。
这种奴才气味十足的做法得到主子的赏识自在情理之中。
战役胜利以后，他与巡抚蒋国柱“兵过无锡洛社，花货满载，牛羊络绎不绝，余可知矣。
所掠妇人俱在苏州发卖，镇江凡失父母妻子者，贴票各府县寻觅甚众，无锡城门招子粘满”
[57]。
这同张煌言军的纪律严明适成鲜明对照，谁是王者之师，谁是殃民之贼，难道还不清楚吗？
四、郑成功嫡系军队中存在海盗遗风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史籍记载，郑成功原来计划攻取江南为基业，进军时曾经下令军队不得侵犯长江以南各府州百姓，但可以从江北地区“筹粮征饷”
[58]。
何况，在长江以南的某些地区郑军也有以征服者自居，任意杀掠的行动。
李邺嗣记“己亥之夏……海师忽奄至，纵兵大搜牢，杀（浙江鄞县）东乡万余人”
，李邺嗣的好友丘栋隆也由于海师“索其财，无有，因杀之”
[59]。
李邺嗣是张煌言的好友，顺治九年煌言父张圭章卒于乡，李为之营葬。
[60]毕生以复明为志的李邺嗣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打着复明旗号的郑成功“海师”
在自己的家乡演出了一场“露刃如麻，万夫罹凶”
的惨剧。
乙酉（1645）以后，李邺嗣的父亲李邺和许多亲友被清政府杀害，然而他“未有如哭吾丘君之甚者也”
，遗民的隐痛真是难以言表。
这就说明，郑成功进攻南京之役不仅在军事上连续犯了大错误，在政治上也有不少丧失人心之举，从而导致全盘覆败。
上面探讨了郑成功南京之役失利的几个原因，就明清双方对峙的局面来考察，郑成功最大的失策是私心自用。
南京战役显示了他的兵力相当强盛，当顺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国、孙可望军威大振时，郑成功如果真心拥戴永历朝廷，亲率主力会师夹攻，江南必下无疑。
可是他始终按兵不动，直到清军占领贵州，永历朝廷已经很难招架的时候，他才大举进攻南京。
换句话说，郑成功的复明是以他自己为首的“明”
，在西南永历朝廷明军兵势尚盛时，他绝不肯出兵配合作战；他自以为最聪明的战略是西线明军败退已远，又还牵制着清军主力时大举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对于清廷权威集中，用兵总能着眼于全局，则是最坏的战略。
总之，郑成功的设想和举措同李定国、张煌言很不一致，以往的史学家常把郑成功同李定国、张煌言描绘成志同道合，究其实际却是志不同、道不合。
南明之未能中兴，关键正在于许多实力集团的首脑视本集团的利害高于抗清大业。
郑成功的长江战役虽然以失败告终，仍不失为明清之际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它是清初反对满洲贵族推行暴虐的民族征服政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它曾经使清廷统治者闻风丧胆、坐卧不宁，各地仁人志士为之兴高采烈、翘首以待；在我国军事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战例。
清廷于险胜之后，痛恨江南地方官员无能，顺治十七年（1660）三月，清廷以海师入犯，“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
分别议罪，得旨：“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
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籍没。”
协领费雅住巴图鲁、札尔布巴图鲁俱革世职立绞籍没，牛录章京当都、巴龙布达什俱革职立绞籍没[61]。
两年之后，大规模地实行沿海迁界（简称迁海），同郑成功、张煌言指挥的长江战役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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