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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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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的叛变，是南明政权内部又一次大动**。
孙可望投降清朝固然对永历朝廷造成一些不利影响，但是，交水之战和随后的扫除亲孙势力，以大西军为主体的云、贵、川和湖广、广西的南明军队并没有多大损失。
平定内乱后，以昆明和贵阳为中心的两个隐隐相对的实力集团得到了统一，这未尝不是好事。
如果李定国能够同刘文秀等齐心协力，以永历帝为号召，联络郑成功、夔东十三家等各种复明力量，抗清形势必尚可观。
然而，李定国在处理善后事宜上，多少有些偏颇。
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正月，大封剿逆各勋镇，白文选由巩国公晋封巩昌王，马进忠由鄂国公晋封汉阳王，冯双礼由兴国侯晋封庆阳王，马宝由安定伯晋封淮国公，马惟兴由兴山伯晋封叙国公，靳统武由平阳伯晋封平阳侯，祁三升由咸宁伯晋封咸宁侯，高文贵由广昌伯晋封广昌侯，其余有功镇将也分别升赏[128]。
狄三品、王会、张光翠等人“以党附可望”
的罪名降爵。
驻守楚雄、永昌一带的王自奇、张明志、关有才曾经接受孙可望的密令，准备东犯昆明。
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朝廷名义对他们赦罪招抚，但他计不出此，亲自率军进攻迤西，“阵擒关有才，降张明志，自奇走腾越，穷蹙自刎。
定国回省，适刘文秀获张虎于水西，槛送省城，同关有才磔于市”
[129]。
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功罪”
大申赏罚，对于争取和团结内部，尽量减少损失，无疑是欠妥的。
李定国的失策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同刘文秀的关系上。
就历史渊源而言，李定国和刘文秀在原大西军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联明抗清后两人既不像孙可望那样心怀野心，又多次独当一面，指挥重大战役，在迎接永历入滇和平定孙可望叛乱等问题上都做出了贡献。
自然，刘文秀的战功远不及李定国，但在当时稳定南明局势上，晋、蜀二王同为朝野所关注，合则兼美，离则两伤。
可惜，李定国缺乏博大胸襟，未能对刘文秀推心置腹共度时艰。
交水之战后，李定国留在云南，刘文秀领兵追拿孙可望，实际上负有稳定贵州以及与清方接境地区的任务。
他虽然未能擒获孙可望，但安抚地方和军队的工作做得相当出色。
到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间，刘文秀见贵州形势已经稳定，而同清方相持的明军仍据守着四川大部和湖广武冈一线，就上疏奏请永历帝移驻贵阳，这样不仅可以体现进取精神，也便于就近指挥，振作士气。
永历帝同意了这一建议，命礼部择吉日起行。
十一月，李定国在进讨盘踞永昌（今云南保山）的王自奇时，得知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后，大为不满，“驻兵永昌，上疏告病，请卸兵事”
[130]。
永历帝拗不过李定国，“玺书慰劳，召回，迟延三月始赴阙”
[131]。
永历十二年正月元旦，“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
遂罢幸黔之议”
[132]。
这是李、刘之间裂痕的第一次明显暴露。
从当时形势来说，刘文秀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定国反对移跸贵阳如果是考虑到永历帝秉性怯弱，距敌越远越好，加上移跸之时必然增加沿途各地百姓的负担，主张留驻昆明自有可取之处。
但是，他的上疏告病和要挟永历帝撤回川楚守边诸将显然是针对蜀王刘文秀的。
因为他的亲信部队主要集中在云南，而刘文秀安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定国不免有所顾忌，担心移跸贵阳之后，刘文秀的地位将凌驾于自己之上。
这年三月，李定国又建议永历帝召回刘文秀，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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