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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孙可望有不臣之心，李定国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
就后果而言，首先是永历朝廷同广东义师的联络被切断，闽浙沿海抗清武装经海路入粤的通道也极难利用，形成东西呼应不灵、各自为战的被动格局。
其次，广西大部分州县的易手，为清方后来三路进攻贵州、云南制造了更有利的态势。
由此可见，孙可望的专横跋扈，使南明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四月，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原固原侯王尚礼加封保国公、将军王自奇为夔国公、贺九义为保康侯、秦王护卫张虎为淳化伯、水军都督李本高为崇信伯[51]。
黔国公沐天波是明初以来世袭镇守云南勋臣，自然得到永历帝的信任，除了遇有紧急事件可以随时入奏外，还让他执掌禁卫军[52]。
朝廷的文臣有大学士扶纲、雷跃龙、吏部尚书张佐宸、吏部文选司郎中汪蛟、工部尚书王应龙、户部左侍郎龚彝、兵部左侍郎孙顺、刑部左侍郎冷孟、通政使尹三聘、詹事府正詹事杨在、大理寺寺丞张重任等。
龚彝受命后奏称自己“在云南受可望十年厚恩”
，不愿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引起“举朝大哗”
，纷纷斥责他死心塌地追随孙可望。
原先卖身投靠孙可望的司礼监太监庞天寿、锦衣卫马吉翔已为朝廷所不容，庞天寿服毒自杀，马吉翔一度被李定国亲信将领靳统武拘禁，他摇身一变，乞怜献媚于靳统武、金维新、龚铭，为晋王歌功颂德，终于得到李定国的信任，重新入阁办事[53]。
永历朝廷移跸昆明后，李定国、刘文秀率领各公、侯、伯、将军上疏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王臣可望所待失人臣礼。
臣等集议：奉孙可望出楚，臣定国出粤，臣文秀出蜀，各将所部兵马，从事封疆。
凡驭天下之大柄悉还之其主，谨冒死以闻。”
朱由榔知道孙可望不会轻易放弃权力，俯就臣节，把这件奏疏留中不发[54]。
对于孙可望来说，永历帝被李定国迎入昆明，不啻是当头一棒。
因为李定国、刘文秀同自己一样曾是张献忠的养子，是大西军四大将领之一，地位原来就差不多，在将士中有很高的威信。
永历帝被软禁于安龙时，朝廷军国大事实际上由他这位“监国”
秦王一手握定。
这时情况大为改观，永历帝在李定国、刘文秀支持下封爵拜官，权不由己。
今后是改弦易辙听命于永历呢，还是维护自己的“国主”
威权公开决裂呢？孙可望处于进退维谷之中。
朱由榔、李定国、刘文秀在朝廷迁入昆明的初期，着眼于大局，给孙可望留有相当多的余地。
具体表现在：一、永历皇帝并没有住进孙可望为自己建造的豪华宫殿；二、朝廷虽已晋封李定国、刘文秀为一字王，对孙可望“不臣之心”
却未加任何指责（上引留中的奏疏虽说可望“失人臣礼”
，仍用了“奉孙可望出楚”
的尊称字样），这显然是表示孙可望只要幡然悔悟，地位仍在二王之上；三、给在云南的孙可望亲信部将加官晋爵，毫无歧视之意。
为了争取孙可望，稳定西南政局，永历帝派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劝说孙可望消除隔阂，重归于好。
临行前，朱由榔各赐金篦一枚，叮嘱道：“卿等往道朕意，务使两藩复敦相好，事事为祖宗社稷起见。
卿等功名垂竹帛矣。”
[55]白文选、张虎到达贵阳入见可望，可望不仅毫无悛改之意，反而责怪文选、张虎不该擅自接受永历帝的封爵。
张虎是可望的亲信，立即呈上永历所封淳化伯印，说：“在彼处不受，恐生疑忌，故伪受之。
臣受国主厚恩，岂敢背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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