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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在诸奸娇敕盗宝，擅行爵赏，大为骇异。
随奉皇上赐书，将诸奸正法，仰见乾纲独揽，离照无私。
首恶吴贞毓、张镌、张福禄也，为从者徐极、蔡宿等也。
皇上立置重典，以彰国法矣。
盖李定国[25]臣弟也，剿虏失律，法自难宽，方责图功，以赎前罪。
而敢盗宝行封，是臣议罚，诸奸反以为应赏矣。
且臣所部诸将士，比年来艰难百战，应赏应罚，惟臣得以专之。
故名器宜重，早已具疏付杨畏知奏明。
即畏知之服上刑，亦以晋中枢旋晋内阁之故，原疏具在，可复阅也。
因忆两粤并陷时，驾跸南陵（宁），国步既已穷蹙，加之叛爵焚劫于内，虏首弯弓于外，大势岌发，卒令駾喙潜迹，晏然无恙，不谓非贺九义等遵王朝令星驰入卫之力也。
又忆濑湍移跸时，危同累卵，诸奸恶力阻幸黔，坚请随元胤败死，使果幸防城，则误主之罪寸磔遂足赎乎？兹跸安隆三年矣，才获宁宇，又起风波，岂有一防城、一元胤可以再陷圣躬乎！
臣累世力农，未叨一命之荣，升斗之禄，亦非原无位号不能自雄者也。
沙定洲以云南叛，臣灭定洲而有之，又非无屯兵难于进攻退守者也。
总缘孤愤激烈，冀留芳名于万古耳！
即秦王之宠命，初意岂能觊此哉！
故杨畏知之赍奏疏中有云：今之奏请为联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也。
臣关西布衣，据弹丸以供驻跸，愿皇上卧薪尝胆，毋忘濑湍之危。
如皇上以安隆僻隅，钱粮不敷，欲移幸外地，惟听睿断，自当备办夫马钱粮，护送驾行，断不敢阻，以蒙要挟之名。
据《爝火录》记载，早在1652年（永历六年）五月，孙可望就在一件奏疏中说：“人或谓臣欲挟天子令诸侯，不知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
今天子已不能自令，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何地？以令何人？”
[26]
孙可望的专横跋扈在他的言行中已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只看到永历帝自南宁失守以后既没有兵，也没有地，不得不迁入他所指定的安龙。
好比元末群雄纷争之际，朱元璋领兵把龙凤皇帝韩林儿迎至滁州安置一样，一切大政方针都由自己裁决，发布诏令时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
，表面上挂个“大宋”
国号，暂时保留龙凤年号罢了。
孙可望发布的诏书常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
，颇为相似。
任僎之流的“天命在秦”
，同刘基的“天命自有在”
也如出一辙。
然而，孙可望和依附他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元末和明末的形势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元末是蒙古贵族统治的瓦解时期，而清初则是满洲贵族勃兴的时期。
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孙可望竟然看不到要抗清就必须以复明为号召，复明就必须遵奉永历朝廷。
孙可望说：“彼时天子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把永历帝贬得一钱不值，这完全不是事实。
即以孙可望赖以威福自操的原大西军来说，李定国就宁愿站在永历帝一边，而不愿受孙可望的颐指气使；何况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夔东以原大顺军为主的抗清武装以及内地各种或明或暗的抗清势力，都是以复明为宗旨，绝不可能接受孙可望为盟主。
孙可望的一意孤行，不仅在忠于朱明王朝的汉族官绅中引起强烈不满，也加深了原大西军内部的分歧，最终导致了原大西军的分裂和内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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