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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用兵比喻为弈棋，说：“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
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
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
夫天下要害必争之地，不过数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
长、淮、汴京，莫非都会，则宣移楚南诸勋重兵全力以恢荆、襄，上扼汉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顾之间。
江南既定，财赋渐充，根本已固，然后移荆、汴之锋扫清河朔。
高皇帝定鼎金陵，大兵北指，庚申帝遁归漠北，此已事之成效也。”
又说：“王师亟先北下洞庭，别无反顾支缀。
但得一入长江，将处处必多响集……我得以完固根本，养精蓄锐，恢楚恢江，克复京阙，天心既转，人谋允臧。”
瞿式耜向永历帝转报钱谦益密信疏中写道：“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
[40]这个以收复长江中下游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钱谦益称之为“楸枰三局”
，直到顺治十六年（1659）南明败局已定时，他还在诗中写道“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
[41]，流露出无限的惆怅。
发动长江战役，东南沿海水师同西南明军主力会师收复江南，取得这块财赋充盈、人才荟萃之地作为扭转明清战局的关键，确实是有相当战略眼光的。
如果说在永历三年（1649）他提出这一计划还只是一种设想，当时未必行得通；到1653年冬至1654年，钱谦益依据明清双方力量的消长，判断已经可以付诸实行了。
让我们先看一下1653—1654年清方长江流域的兵力部署：三峡以上处于明军控制之下，湖广地区清军主力是1652年（顺治九年）清敬谨亲王尼堪由北京带领南下的满洲八旗精锐，同年尼堪在衡州同李定国军作战阵亡后，这支清军由贝勒屯齐统率，虽然在周家铺战役中击败了孙可望的军队，但清军伤亡也相当大，士气不高，急于回京休整。
1653年（顺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大学士，次年他调集汉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务时在奏疏中说，“四月初旬内官兵方到各县，正在安插间，即值贝勒大兵班师”
[42]，说明这年春夏之交屯齐带领满洲兵马北返。
洪承畴调集的兵力全部不过一万余名，由于从北直隶、陕西、河南等地长途跋涉而来，“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
，五月间在宝庆（今湖南邵阳市）甚至发生“夺门私逃”
的兵变[43]。
湖广以下清军江防兵力也非常单薄，清吏科右给事中郭一鹗的奏疏中说，他于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
每见南北江岸建设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盗贼，法甚善也。
及舟泊各处，止见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无兵丁者，自安庆以下则更寥寥不可问矣。
至江宁府（南京），又见演武场操点水师，兵丁不过二百余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儿戏；且战舡狭小，仅容数人，视大艘（指张名振等海师用船）如望高山。
如此形状，安望其对垒破敌，决胜于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屡犯，如入无人之境，汛防官兵未闻乘风波战，一挫其锋，是徒有防守兵将之名，虚糜朝廷金钱，而毫无江防之实效”
[4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谦益、姚志卓等人认为应当把握时机，提出了长江战役的计划。
他们不仅主动担负起联络东西两方面的南明军队和内地反清义士的责任，还以出资、出力等方式亲自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军事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发动长江战役，夺取江南为基业，并不是钱谦益等内地少数复明志士一厢情愿的幻想；张名振、张煌言率部全力以赴，表明他们认为这个方案切实可行；西南的孙可望做出了相应的决策，证明他也欣赏和支持这个战略部署。
清廷一些官员也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如刑科右给事中张王治就在一件题本中大声疾呼：“江南为皇上财赋之区。
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
[45]那么，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军事行动为什么半途而废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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