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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无心恋战了，三月间在赶回北京的途中，他来到大同城下，希望凭借自己的最高权威劝说姜瓖投降。
在谕旨中说：“向使他人至此，尔或顾畏不从；予兹躬临，可欢然来顺。
如来归顺，庶阖城获苏。
予方欲天下之人戴吾恩德，尔姜瓖诸罪悉与赦免。
谕到可即出降，自恩养如故。
勿更怀疑虑，以贻害阖城官民也。
予来尔不归顺，则再无生路矣。
予言一出，脱有反复，天下之人谁复信之？”
[57]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举了自己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发罪过”
，然而不仅“未蒙升赏”
，跟随他降清的百姓“亦阽危已极。
且选出各官又肆行陵虐，民盖难堪。
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
动辄欲行杀戮，臣与大同一方百姓委属无辜，谁肯坐而守死？”
接着，他针对多尔衮的谕旨表示，“况阖城之人矢志誓死，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遽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
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
[58]。
姜瓖要求多尔衮“指以全活之方”
含义是什么，史无明文，按当时情况推测是让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区的军民有实际的安全感。
而且，当时晋、陕反清义师风起云涌，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种缓兵之计。
自从山海关战役以来，执掌清廷最高权力的摄政王多尔衮没有亲自统兵出征过。
究其原因，一是进入北京之后，百务丛集，他难以分身；二是满洲贵族内部权力之争一直在进行；三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59]。
这次亲征大同实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连锁反应，且不说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后不仅山西各地纷纷响应，陕西、甘肃等地反清运动势若潮涌，连畿辅和山东也竟然“山贼蜂起”
[60]。
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挑战。
到1649年（顺治六年）四五月间，山西的局势已经十分严重。
阿济格等率领的军队围困着大同，并且挫败了来自长城外助马路（今助马口）、得胜路（今得胜堡）来援和姜瓖派出接应的军队，切断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联系，尽管调来了红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坚固得很。
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坚城之下，毫无进展。
山西其他地区的反清运动却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卷全省各地。
清政府能够控制的只是省会太原、晋南平阳（今临汾）几座孤城[61]，其他府、州、县差不多全被反清复明武装占领。
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应桂揭帖中说：“先是，石楼、永和、交城相继告陷。
……乃各州县报贼者日常数四，此煽彼惑，已遍满三晋矣。”
四月初一日“又接抚臣祝世昌会揭，逆贼刘迁聚众谋攻代州；又云宁武贼众攻围忻州等情”
。
陕西义军也利用木筏、牛皮浑脱等物渡河入晋，“该职看得，三晋自三边以至省城、汾（州）、平（阳）一带，遍地皆贼，伪牌伪示，络绎不绝。
民如鸟兽散，势若土崩瓦解，无论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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