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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秀统兵由昆明北上，经富民收取武定州、和曲、禄劝等地[41]，然后向西推进，占领鹤庆、丽江、剑川，平定了滇西北地区[42]。
孙可望在八月间亲自领兵经禄丰进攻杨畏知、沐天波据守的楚雄、大理等滇西地区。
杨畏知的军队在禄丰县城东面的狮子口被大西军击溃，他本人也被活捉[43]，孙可望考虑到他在云南官绅中是反对沙定洲叛乱的代表人物，再三劝他投降。
杨畏知坚持不同“流寇”
建立的大西政权合作。
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妥协：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妇女[44]。
协议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大西军进入贵州后就已经做出了政策调整，自无异议；关键是第一条，孙可望等大西军领导人接受了杨畏知的意见，暂以干支纪年，为后来联明抗清铺平了道路。
九月，刘文秀带领兵马进抵永昌府（今云南省保山市），以“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为条件同沐天波谈判。
沐天波亲身遭到沙定洲叛乱的荼毒，弄得家破人亡，自己的兵力又非常有限，决定借大西军复仇，双方很快达成合作协议[45]。
沐天波不仅派自己的儿子先行前往大西军营中纳款，还发出檄文责成永昌府推官署金腾道印王运开、通判署府印刘廷栋向大西军缴印投降；遭到两人拒绝后，又派人说服永昌府绅民不得抵抗[46]。
由于沐氏家族自明初以来世镇云南，佩征南将军印，在军卫、土司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孙可望等入滇后收缴了明朝颁发的文武各官印信，只有沐天波所佩世代相传的“征南将军印”
仍予保留，让他行文招抚各土司。
于是，迤西一带不战而下，“各土司次第来归”
，“去方三月，而迤西尽平”
[47]。
到1647年十月，云南全省只剩下阿迷州、蒙自地区仍在沙定洲控制之下，北面的东川府（今云南省会泽县）土司禄万亿、禄万兆心存观望，不肯按额纳饷。
1648年（永历二年、顺治五年）五月，孙可望等商议后，决定由定北将军艾能奇率领兵马往征东川。
艾军进至距东川府三十里处遭到埋伏于路傍深箐中的禄氏土兵袭击，能奇中毒箭流血不止，连夜抬回昆明，不治身死[48]。
孙可望下令厚葬能奇，另派精兵取道壁谷坝，击败禄氏土兵，平定了东川及其附近州县土司，巩固了对昆明东北方面的统治。
为了彻底铲除沙定洲的残余势力，这年七八月间由李定国、刘文秀领兵南征阿迷、蒙自。
由于道路崎岖，粮饷难继，孙可望“乃起省城民夫，每户夫一名，每名领二斗，至临安交米一斗五升，其五升给夫作口粮；省城每夫一名脚价银二三两不等”
，民“乐于挽运，不知其苦”
[49]。
定国、文秀士马饱腾，迅速击败沙定洲军，攻克阿迷、蒙自，把沙定洲围困在其老寨佴革龙。
佴革龙地势险要，却缺乏水源，沙军每乘夜间下山取水。
定国等下令于水源处立砦，分兵把守。
沙定洲军饥渴难耐，被迫投降。
定国、文秀除了把沙定洲、万氏和少数为首者解往昆明外，“招抚附近地方，凡附逆者悉不究，各安农事。
如是出降络绎不绝。
李定国抚慰赏劳之，出令不许掳掠，违者立斩。
自是迤东半壁安堵矣”
[50]。
十月，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在昆明被处死，标志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51]。
在孙可望的部署下，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东征西讨，平定了云南全省，使当地百姓自明末兵燹以来过上了安宁的生活，连清初人士也记载“孙可望等倡义之名至今人犹称道焉”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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