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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之。”
[34]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张南明军队向北推进就地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
史可法节制的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
[35]，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
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36]，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
，又在济宁同恢复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
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
[37]刘泽清的这次“出兵”
山东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待饷不进”
、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
，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
，可称实供。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是山东济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
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
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东省）岂遂为虏有乎？”
[38]
“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
[39]弘光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
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
这是东林—复社人士的门户之见。
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
大量材料证明，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
的如意算盘下，围绕“定策”
“逆案”
“顺案”
争权夺利。
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块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荣家安身，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
倒是不肯入阁的崇祯朝大学士蒋德璟旁观者清，在疏中说：“昔唐、宋在江南时，河淮以北皆虏，故不得不偏安。
今奴雏（指顺治帝）方幼，诸虏争权，河淮之北，奴骑不到。
而闯寇闻亦久奔，间有一二逃将士兵假名行劫而已。
中原士民，椎牛洒酒，以待王师之至。
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宋可拟也。”
[40]然而，他的话没人听。
当政大臣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唯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争地之嫌，一味以“通好”
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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