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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大致谈了自己学习明清史的过程和心得。
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
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
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摘抄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
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就动手抄录。
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
晚上一定要把摘抄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句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
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
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
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
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
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
“兵燹”
“纪事”
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
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官员。
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
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我到昆明去阅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须阅读的书籍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
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
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
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
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
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丈地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
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并非易事。
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
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
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
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
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
这就是我对本文《我与明史》的总体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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