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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的朋友陈第做了许多年耐心的研究，出了一套书，讨论好几种古代有韵的诗歌集里几百个押韵的字的古音。
这套书的第一种《毛诗古音考》，是1616年出的，有焦竑的序。
陈第在《自序》里提出他的主要论旨：《诗经》里的韵脚照本音读是全自然押韵的，只是读音的自然变化使有些韵脚似乎全不押韵了。
朱子所说的“叶韵”
，陈第认为大半都是古音或本音。
他说：“于是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
本证者诗自相证也。
旁证者采之他书也。”
为了说明“服”
字一律依本来的古音押韵，他举了十四条本证，十条旁证，共二十四条。
他又把同样的归纳法应用在古代其他有韵文学作品的古音研究上。
为了求“行”
字的古音，他从《易经》有韵的部分找到四十四个例，都是尾音ang的字押韵。
为一个“明”
字，他从《易经》里找到十七个证据。
差不多过了半世纪，爱国的学者顾炎武（1614～1682）写成他的《音学五书》。
其中一部是《诗本音》；一部是《易音》；一部是《唐韵正》，这是一种比较古音与中古音的著作。
顾炎武承认他受了陈第的启发，用了他的把证据分为本证和旁证两类的方法。
我们再用“服”
字作例子。
顾炎武在《诗本音》里举了十七条本证，十五条旁证，共三十二条。
在那部大书《唐韵正》里，他为说明这个字在古代的音韵是怎样的，列举从传世的古代有韵的作品里找到一百六十二条证据！
这样耐心收集实例、计算实例的工作有两个目的：
第一，只有这些方法可以断定那些字的古音，也可以找出可能有的违反通则而要特别解释的例外。
顾炎武认为这种例外可以从方言的差异来解释。
但是这样大规模收集材料的最大用处还在于奠定一个有系统的古音分部的基础。
有了这个古代韵文研究作根据，顾炎武断定古音可以分入十大韵部。
这样音韵学才走上了演绎的、建设的路，第一步是弄明白古代的“韵母”
（韵部）；然后，在下一个时期，弄明白古代声母的性质。
顾炎武在1667年提出十大韵部。
下一百年里，又有好些位学者用同样归纳和演绎的考证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
江永（1681～1763）提出十三个韵部。
段玉裁（1735～1851）把韵部加到十七个。
他的老师，也是朋友，戴震（1724～1777），又加到十九个。
王念孙（1744～1832）和江有诰（死在1851），各人独立工作，得到了彼此差不多的一百二十一部的系统。
这两篇文字都是第一等考证方法的最好的模范。
他为唇音找了六十多个例子，为齿音也找了差不多数目的例子。
为着确定各组里的字的古音，每一步工作都是归纳与演绎的精熟配合，都是从个别的例得到通则，又把通则应用到个别的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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