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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说：
大抵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
又会有禅学心学之歧，为其藉口。
此中是非杂糅，如油著面，本不易明。
戴氏（震）、顾氏（炎武）以言心为堕禅，论虽灭裂，犹实有其害。
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则直是乱道。
不知禅之失政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政在不许求心穷理。
才一求心穷理，便非禅。
……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趋耶？
说考证家“用心尚粗粗，故不喜言心”
，这真是冤枉。
考证家最肯用心而不高兴言心；普通的理学家却是天天言心而不肯用心。
方氏又说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这话也有点冤枉。
汉学家不但不反对致知穷理，并且正是实行致知穷理。
不过他们要致的不是那不学而知的良知，要穷的也不是那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
按程朱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乃为合乎天理，其义至精至正至明；何谓以意见杀人？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则彼民之情，彼民之欲，非彼之意见乎？
夫以在我之意见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不可信，而信彼民之情、之欲，当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罔气乱道，但取与程朱为难而不顾，此为大乱之道也。
戴震根本上反对天理与人欲的分别，所以说“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是为理”
，方东树根本上不能了解此说，所以驳道：
程朱所严辨理欲，指人主及学人之心术邪正言之，乃最吃紧本务，与民情同然好恶之欲迥别。
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说，谓当遂其欲，不当绳之以理。
言理则为以意见杀人。
此亘古未有之异端邪说！
我们看这两段，便可知方氏全不懂得戴学的宗旨。
戴氏说理只是事物的条理；而穷理只是扩充心知之明，至于辨察事情，纤悉无遗憾。
为要做到这种求理的本领，我们不能不打破那相传的理说，不能不推翻那个“得于天而具于心”
的囫囵的理。
因为人若误认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便容易误认自己的私见为天理。
所以戴学要人放弃那笼统的，现成的理，去求那区别的，不易寻求的条理。
戴学的第一要义在于教人知道“理”
是难知的，不是人人可以随便乱说的。
至于理欲之辨，诚如方氏之言，本意是指君主的心术。
但古来儒者并不是人人能都像方氏这样认的清楚；他们都只泛指一切人的私欲。
理欲之辨的结果遂使一般儒者偏重动机（心术），而忽略效果；自负无私，遂不恤苛责人，自信无欲，遂不顾牺牲别人；背着“天理”
的招牌，行的往往是“吃人”
的事业。
所以戴学的第二要义在于指出“己之意见不出于私”
未必即是天理；必须要用那训练了的心知去体察“情之至于纤悉无遗憾”
，那才是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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