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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明说“于濮”
。
濮是陈地，不是卫地，这是说卫人力不能讨贼，却要借助于外国人。
（例五）也称“宋人”
，是责备被弑的君有该死之罪，但他究竟是正式的君主，故称“其君”
。
（例六）与（例八）都称是“国”
弑君之例，称“人”
还只说“有些人”
，称“国”
便含有“全国”
的意思。
故称国弑君，那被弑之君，一定是罪大恶极的了。
（例六）是太子仆弑君，又是弑父（据《左传》）。
因为死者罪该死，故不著太子仆弑君弑父之罪。
（例八）是栾书中行偃使程滑去弑君的。
因为君罪恶太甚，故不罪弑君的人，却说这是国民的公意。
这种对褒贬的评判，如果真能始终一致，本来也很有价值。
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写法，不单是要使“乱臣贼子”
有所畏惧，并且教人知道君罪该死，弑君不为罪；父罪该死，弑父不为罪，（如上所举的例六是）。
这是何等的精神！
只可惜《春秋》一书，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
如鲁国几次弑君，却不敢直书。
于是后人便生出许多“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等等文过的话，便把《春秋》的书法弄得没有价值了。
这种矛盾之处，或者不是孔子的原文，后来被“权门”
干涉，方才改了的。
我想当时孔子那样称赞晋国的董狐（宣二年《左传》），岂有破坏自己的写作风格之理？但我这话，也没有别的证据，只可算一种假设或猜想罢了。
总之《春秋》的三种方法——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都是孔子实行“正名”
“正辞”
的方法。
这种学说，初看上去觉得是很幼稚。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学说，在中国学术思想上，却有重大的影响。
我且把这些效果，略说一二，作为孔子正名主义的评判。
一、语言文字上的影响
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故《公羊》《榖梁》，都含有字典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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