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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出生于广东东江地区，有一批忠实的同乡追随。
他二十九岁时曾领导一场弹劾惠州知府的公众运动，两年后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派系。
1911年，他在控制广东成为革命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年底被推举为广东都督。
开始的十年里，他一直支持孙中山。
但陈炯明坚决拥护地方自治，当他拒绝用地方财政补贴孙中山为统一全国发动的军事行动时，双方走向了对立。
陈炯明和继任者陈济棠完全不同。
陈炯明督粤数年，不治私产。
孙中山曾透露，陈炯明常向人说自己少年时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
陈炯明有一首诗，诗中说“日月抱持负少年”
。
孙的说法没有旁证，而且像他所说的诗句，恐怕每一个稍微有文化、有抱负的中国人在青年时代都做过，不能作为叛逆的罪证。
况且，这也无法更改陈炯明没有经济问题的事实。
武昌首义后，革命者枪炮未熄，首先查证的就是钱粮。
武昌藩库库存六百万两，其他衙门有四百万两。
在此前的各地起事中，筹款一直是头号难题，革命党人为了找到支持事业的金元，几乎不择手段。
美国史学家韦慕庭（ceM.Wilbur）写过一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他说：“从现时的观点来回顾过去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孙博士对债权人的某些许诺似乎是鲁莽大胆的，甚至是丧失原则的。
对于提供特权、地位和租界一事，也许孙中山毫无内疚不安之感。
因为，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个伟大的目标：推翻可恶的清王朝，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进步政权。”
中国人习惯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上的政权组织，梁启超因此警告“中华民族”
这个称谓自身有着惊人的错误。
他认为，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并不存在。
孙中山认为，甲午战争期间，日清两国交战并不是两个国家的战争，而是大和民族和满族的战争。
所以，他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们的争议。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和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
各地兴中会的活动经费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捐款，还得靠四处募集。
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按规矩交底银五元，另外还呼吁有余力者“义捐”
，以资助革命。
兴中会志在救亡反清，中日甲午战争硝烟未散，孙中山多次通过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要求日本政府支持即将举行的广州起义。
日本方面认为难成大事，未明确表态。
有史学家认为：“当时中日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日本是敌国，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要求敌国政府援助起义，攻打本国政府，显然有损民族利益。”
（茅家琦等，《孙中山评传》语）
兴中会积极寻找筹集革命经费的机会，并展现出革命者的商业头脑。
香港兴中会宣言第八条号召会员购买一种新型理财产品——“革命股票”
：“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
，每股收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
，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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