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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有没有，倒无关紧要，而民众集体意识趋向于国家管理者可有可无，是谁也无所谓，那就是亡国之兆了。
后殖民主义思想家弗朗茨·法侬（FrantzFanon）说，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有一种谵妄的情结，白人被优越感束缚，黑人（或黄种人）却依据一种有病的顺从而自我忽视。
他一度描摹了后殖民知识分子民族主义意识形成的三个阶段：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对本土传统、历史和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
白人的优越感，有些来自莫须有的传说。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苏格兰籍船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on）在东印度公司服役，不知是何原因，他叙述起中国人养鸭子的方式。
他说：“在中国，进行家禽、家畜的兽奸几乎是家常便饭，以至于在华的欧洲人只敢吃自己养的动物。”
没有人知道汉密尔顿从何处得来这些传闻，但外部世界认为，中国人就是低于白人的种族。
那些去了欧洲和北美的中国人，做的也是低级营生。
1852年到1870年，旧金山有一百七十六家华人开的洗衣店，洗衣价格一度低到极点。
华人对洗衣行业的控制，最终体现到后来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Christie）以书中神探波洛（HerculePoirot）之口埋怨：“中国人把衬衣领子浆洗得一点儿也不舒服。”
只有少数欧洲人对中国人有好感。
17世纪的英格兰学者约翰·韦伯（JohnWebb），写了一篇《论中华帝国之语言可能即为原初语言》的论文。
韦伯本人并不懂汉语，两个多世纪之后，他的同胞、汉学家阿瑟·威利（ArthurWaley）毕生研究中国文化，说汉语和母语一般流利。
威利病重时，他妻子说：“我去泡茶，你也来一杯（Youtoo）？”
结果威利回答：“别说，别说这话。”
另一位汉学家霍克斯（DavidHawks）听说后愕然，知他听成了“幽途”
，“幽途渺渺，谁与招魂”
。
殖民地知识分子对宗主国殖民权力的认同，是法侬所说的“第一阶段”
，不管是否正确，国家沦落，知识分子因此对本国文化的信心衰落，太正常不过了。
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主张取消母语。
1946年，日本小说家志贺直哉直言不讳，复杂的日语使日本受到了世界的孤立，因此，应以法语作为日本的国语。
吴稚晖认为，汉字的一大缺点是“无音可读”
，如若能为其“娶一注音老婆”
，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加以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普通民众，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
早在1895年，吴稚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
，这和卢戆章的“第一切音新字”
一同开启了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
客居巴黎期间，吴稚晖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研究。
吴稚晖针对国人的麻木多次作文鞭挞，甚至于将昏睡的同胞讥讽为“猪生狗养”
。
语言虽粗陋，但他希望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其毅然奋起。
这一点，他和萧伯纳（GeeBernardShaw）对爱尔兰的态度相仿。
当时在东京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则坚持国粹派语言立场。
不过，论及对中国前途的向往，两人都属于乐天派。
国家形势之危急，使颇具远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承受。
1907年，杨笃生、于右任等人在上海办《神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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