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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其间者，提督郑国魁也。
寇必欲邀忠烈面议，忠烈慨然往。
要以三事，亦允之，降计始定。”
这约定的“三事”
是何事？“然苏城降寇所约三事，曰留半城屯其余众、曰编定百营照给饷、曰受翎不剃发，此何可从？盖寇自有取死之道也。”
郜永宽与程学启谈判时，双方商定投降的条件，包括李鸿章后来的奏章中所说的罪状，“占住阊、胥、盘、齐四门（即‘留半城屯其余众’）”
；“添招苏城附近贼党陆续进城，坚求准立二十营（即‘编定百营照给饷’）”
；“并未剃发（即‘受翎不剃发’）”
的内容。
至于“乞奏保总兵、副将官职，指明何省何任”
，则可能是李鸿章对郜等人的抹黑。
反正人都死了，谁又知道他们当初要了什么。
事实是，程学启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条件不可能得到履行，“亦允之”
，就是为了早日拿下苏州以立大功。
当苏州拿下后，无法履行这些条件，干脆杀人。
换言之，杀降事件主要责任很可能在程学启，他自己作为一个投降的过来人，肯定知道李鸿章的底线是“无条件”
，而其个人却和对方大谈条件。
至于李鸿章，据说因杀降而“踌躇三昼夜，不能决”
，因程学启“以去要之，始定”
。
有实情，也有笑话。
郜永宽从投降到被杀，才过两夜，而李鸿章踌躇了“三昼夜”
，难道在此事之前便议定了杀人？
英国驻上海代理领事向布鲁斯报告苏州杀降事件，报告附件便是戈登发表的苏州杀降的经过。
这些资料目前为英国档案馆收藏。
当时，李鸿章的言辞举动令英方很是震惊。
1862年4月初，李鸿章到上海参与“协防”
，而后任江苏巡抚。
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
形象而闻名中外。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的人，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处理好和戈登的关系，李鸿章还向罗伯特·赫德（RobertHart，英国人，清廷雇用的海关总税务司）和马格里（MaeyHalliday，之前任洋枪队队长白齐文秘书）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
就在苏州杀降事件期间，英国人赫德负责的总税务司署迁至北京。
赫德成了清政府国际事务方面的得力顾问。
他曾说：“我自从1861年首次到北京以来，就敦促总理衙门向着西方所理解的‘进步’一词的方向前进。”
赫德的影响不仅在于推动清政府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还在于由此引起思想观念、社会风尚的改变。
经赫德举荐，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同文馆总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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