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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无敌舰队覆没。
西班牙是输掉战争的一方，但参战数据都很清晰，人数、每条舰船名字、水手分工、火枪数目及射程，一一在列。
真实的情况是阿兹特克人过于粗放。
在那场对抗的开始，他们只相信一个预言：曾经的一个神灵昆兹奥考特克反对人祭，结果被其他神祇赶走。
有一天他会重返故乡，那一天将发生在阿兹特克历法中的“一根芦苇”
之年。
“一根芦苇”
之年每五十二年循环一次，每逢这一年，阿兹特克人都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羽蛇神惩罚自己。
在这个预言里，昆兹奥考特克总是被描述为肤色白皙，身着黑衣，帽子上插一根羽毛的人，而科尔特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阿兹特克人怀疑对方领袖是神，而清廷一直怀疑洋人是另外一种生物。
清廷上下总结出一种对洋人的生理缺陷的认识：他们的膝盖不灵，他们的腿难以弯曲。
然后，洋人扛着枪炮冲进来，不少人便想起这种缺陷大有利用价值。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者马嘎尔尼以为乾隆祝寿的名义来华，试图建立中英间的平等通商关系，结果双方因觐见礼仪发生争执。
清廷要求英使三跪九叩，英使则表示觐见中国皇帝至多像见英王一样，单屈一膝而已。
双方争执不下，未达成共识，不欢而散。
从那时起，有关洋人不能屈膝之说便流传开来。
就连接触事物远多于普通百姓的贵族们也深信不疑。
道光年间，两江总督裕谦在一份奏折中说：“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
既然敌人是非常之物，那对待的方式也要超越常规。
和八国联军开战后，主战派首领端王载漪逐一询问刚毅、徐桐、赵舒翘和启秀，这些人全部束手无策。
慈禧知悉战事不利，责问载漪所力陈“义和团有神术”
之事是否是瞎说。
载漪声称：“神术确有，只因团民良莠不齐，其中难免有练武不精的，故法术不灵。
另外，洋人用妇女秽物，把法术破坏，降下来的天兵天将一见秽物，亦即避去，所以洋人所用枪炮仍然伤人。”
载漪此说令人忍俊不禁。
义和团的联袂团体中，未婚女青年参加的红灯照很出名；已婚妇女参加的叫黑灯照；最为厉害的是砂锅照，属于丧偶妇女团体，据当时传说，她们施起法术来，洋人就化为一摊脓水。
至于如何施法，倒和载漪所说的洋人用妇女秽物有几分接近。
当时中国民间对于月经带、大粪、狗血的看法，都是带有哲学观点的。
倘若中国人真的研究这些东西，也能有所发现。
不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自然科学敬而远之，宁愿从古书上找到心灵慰藉。
某省的传教士用放映机显示一只高倍放大的普通寄生虫。
当这个东西像鳄鱼般斜着映射在墙上时，座下的某个学生以敬畏的口气说：看，外国大虱子。
徐光启，后世的停顿
竺可桢曾经将明代学者徐光启和科学先驱弗兰西斯·培根（Fran）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前者毫不逊色，甚至在有些地方还超过了培根。
《科学译著先师——徐光启》的作者王青建对此作了分析，现摘录如下：
“两人生活于同时代，徐光启小培根一岁，又比培根多活了七年；两人同为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代开创者，又都向往着新的科学时代的到来；巧合的是两人都做过高官。
……培根是首创近代归纳法的大师，把经验从一向受人鄙视，受贬抑的卑贱地位上升到一种科学原则……但他不能很好理解数学语言的重要性；而徐光启却演绎推理鼓吹推广到一向只重视经验归纳传统的中国，并且特别把重点放在数学语言上，认为这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两人都强调科学实验，但徐光启本人就是大科学家，亲自进行观察和实验……徐光启在实验科学的具体贡献是培根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他对数学的重视和运用更远远超过了培根。
……事实上，徐光启的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远远超过了西方传教士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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