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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岑春煊本来是慈禧的红人，1907年4月二度被放为两广总督。
途经上海时，岑重施故技，称病不就职，本想慈禧可能让自己回京，不料慈禧旋即下旨将其开缺。
至此，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胜告终。
其实，瞿鸿机和岑春煊失势，与杨翠喜案没有太多关系，而在于触动了慈禧对于戊戌年的敏感神经。
尤其是瞿鸿机曾密请赦还康梁，正中叶赫那拉之忌。
这场对局，冯玉祥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是这样记载的：“清廷末年，袁世凯部下大名鼎鼎的段芝贵花一万两现银，买了女戏子杨翠喜送给庆亲王的儿子振贝子。
庆亲王被其子所怂恿，即放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
各报纸无不痛加攻击。
江春霖、赵炳麟等三位翰林亦连连上奏参劾。”
杨翠喜案，虽然最终结局是瞿鸿机和岑春煊失势，但就其案本身而言，载振主动辞职，朝廷表示“事已实明，毋庸置议，所请本难照准，惟以奕劻再四恳求，姑准开缺，稍事休养，以备膺任，为国效力”
，但在朝内受到批评之意，不言自明。
段芝贵不得巡抚黑龙江，也算是达到了《京报》爆料的目的。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场纷争唯一的赢家，实际上应是清廷本身。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场纷争给清朝主动体现自己的改革精神提供了一个机会。
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谁也不能违背国家法律，擅自处理公务。
如果说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中晚期清朝司法的回光返照，杨翠喜案就是叶赫那拉的国家形象片。
它传达了一个意思，清政府要力图改变，达到顺应历史潮流的目的。
一年之后的8月，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
它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
，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赞”
。
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
，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
《大纲》体现了三权分立精神，明确规定：“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
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搅，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
以法律形式确定三权分立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清廷在效法西方的过程中，军事学习德国，政治以英国为师。
《大纲》规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前言指出：“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
正文再次强调：“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
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是对中国千百年来“刑不上大夫”
的传统观念的极大冲击。
《大纲》宣布，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以及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到法律保护。
人民的权利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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