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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贪污，不受任何惩罚，才是国家财政恶性循环的结症所在。
皇上担心军饷不够用，而我担心军饷太多。
我国开国之初，各地驻军，基本上都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根本不需要政府拨款。
自从正统年间开始，政府才给驻军拨几万两银子，到万历末年，政府军费预算也没有超过300万两银子。
1618年后，政府给辽东军队拨款就渐渐达到900多万两银子，也就是辽饷。
现在辽饷、剿饷和其他兵饷，已达2000多万两银子，比万历末年多出5、6倍，但兵力却比那时少很多。
给士兵下拨的米面、给马下拨的草豆，都是经天津海运的，多到吃不了发霉腐烂，可将领们依然说粮草不足，动不动就向政府要钱要物。
政府给辽军拨发的1000多万银子，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花掉的。
到了真正打仗的时候，也就走走过场，然后带着财产逃窜，前方畏敌如鼠，后方害民如虎。
譬如贾庄战役，总督战死，两个总兵竟然全身而退。
可笑的是，败军之将官职依旧。
安排这些以发财为目的的人为将，还能指望士兵们誓死效力？”
蒋德璟所说的总督和总兵，就是指前面介绍的卢象升，总兵指虎大威、杨国柱。
提到这个尴尬事情，崇祯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两个总兵叫什么？”
这是惹人的事，蒋德璟没有勇气指名道姓，便跟着装糊涂，问：“我也记不清楚了！”
崇祯皇帝较真了，心里说，既然你对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还装什么好人？“你肯定记得，是不敢说，还是不想说呢？”
蒋德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轻声说：“好像是虎大威、杨国柱那两个奴才。”
然后他迅速转移大家的注意力，高声说道，“我国地大物博，英雄众多，何愁无带兵之将？世上从不缺千里马，而是缺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开国之初，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等名将，就是太祖发现并培养出来的。
只要政府任人惟才，升贬有序，就不怕没人可用。
南宋的岳飞、韩世忠等名将，都来自草根阶层。
别说什么汉人不善骑射，东奴铁骑难当。
岳飞、韩世忠麾下的步兵，凭借藤牌和火器，不也把金国铁骑打得望风而逃吗？”
崇祯皇帝说：“骑兵还是不能少的。”
蒋德璟见崇祯皇帝说马重要，就接着说马政，说民兵，均说得头头是道，说得崇祯皇帝心花怒放。
最后蒋德璟又用唐太宗“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
的典故激励崇祯皇帝，说：“东奴的实力不及唐代匈奴十分之一，皇帝也比李世民神武百倍，还怕什么那些跳梁小丑？只要皇帝肯效仿太祖、永乐二帝，修复祖制，中兴自然水道渠成！”
对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全身的明政府，蒋德璟对患病之因说得再清楚，也无济于事。
就算朱元璋、朱棣从棺材里回到宝座上，对被子孙们祸害了200多年、严重失信于民的明政府，也照样束手无策。
蒋德璟说得很对、很好，就是没有可操作性，更解决不了崇祯皇帝眼前的难题。
解锦州之围，还得靠洪承畴这样的实干家。
崇祯皇帝命令洪承畴，最迟在1640年6月带兵出关，解救锦州。
明政府官员在朝堂上吵得热火朝天，清政府加班加点地往义州运送军队、粮食和武器，其中包括30门红夷大炮。
1640年6月4日，随济尔哈朗、多铎到义州屯田的内国史院学士罗硕回沈，向皇太极汇报说，清军在义州提前完成修城、建房、开垦的任务。
义州城东西40里，均已开垦耕种。
现在，济尔哈朗、多铎率兵围困锦州、宁远各城。
皇太极没想到屯田、围城工作进展如此迅速，决定留多尔衮、豪格镇守沈阳，他要亲自到前线视察。
领导前来视察工作，济尔哈朗、多铎等人自然要做好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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