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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凡破坏机器者一律处死。
拜伦义愤填膺，以议员身份首次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为破坏机器的工人辩护。
不久，他还在报纸上发表了讽刺诗《〈编织机法案〉制定者颂》。
面对现实，愈发孤独和愤懑的诗人，开始创作一组以反叛为题旨的叙事诗，这就是《东方叙事诗》。
《东方叙事诗》包括作者在1813—1815年写下的《异教徒》（1813）、《阿比托斯的新娘》（1813）、《海盗》（1814）、《莱拉》（1814）、《科林斯的围攻》（1816）、《巴里西纳》（1816）。
《海盗》中的主人公康拉德生来就有一颗“富于柔情的心”
，但环境却使他变成一个憎恨人类、铁石心肠、杀戮成性的人。
他说，人们把他的心“当作蠕虫来践踏，它将像毒蛇那样为自己复仇”
。
诗作中的主人公均有诗人本人生活遭遇和性格气质的明显印记，被称为“拜伦式英雄”
。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桀骜不驯，孤独傲岸，愤世嫉俗，以永不妥协的精神姿态跟整个社会对抗。
拜伦诗作中的政治倾向和反叛姿态招来英国上流社会的忌恨。
流言蜚语很快包围了拜伦，“桂冠诗人”
骚塞甚至将其称为“恶魔”
。
而恰在此时发生的拜伦妻子离家出走事件，似乎使英国教会、政客与反动文人对诗人的攻击突然获得了一则具体的“道德证据”
，他们在亢奋中联合起来，“攻击”
演变成了白热化的“围剿”
。
1816年4月，拜伦愤然离开英国。
他先到比利时凭吊了滑铁卢战场，尔后前往瑞士，并在此结识了雪莱夫妇。
雪莱的无神论和乐观主义对拜伦的思想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1816年10月，他抵达意大利，并在那里一直滞留到1823年秋。
厄难与打击，锤炼了拜伦的诗才，灵感在他的心头闪闪发光。
1816年6月到9月，拜伦一口气写出了《锡隆的囚徒》《梦》《黑暗》《普罗米修斯》等诗作。
接下来他又创作了《曼弗雷德》（1816—1817），并于1817年最终完成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最后两章。
这两章以更为凝重、沉郁的格调抒写了作者越发强烈的孤独感和对自由的热爱。
与前两章相比，人们可以发现拜伦的思想更加成熟厚重，艺术表现上也更加圆熟练达。
毕竟，饱经沧桑的诗人而今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思想相对单纯的意气青年了。
在《普罗米修斯》中，拜伦塑造了一个正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他蔑视强权，敢于抗拒一切邪恶势力，而且永远毫不妥协，具有不畏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与甘为正义牺牲的高贵品格。
《曼弗雷德》是拜伦的一部哲理诗剧，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流亡诗人另一精神维度——幻灭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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