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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顾家庭的责任。
凡是构成她幸福生活的东西，都遭到了严厉的抨击。
充满欺骗与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的要求是十分苛刻的，安娜的处境也就十分严峻了，她失去了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和可能，她的内心矛盾不断加剧。
她一方面不顾一切地力图保卫和抓住已得到的爱和幸福；另一方面心底里又时时升腾起“犯罪”
的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危机感愈演愈烈。
这种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说明了她爱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毁灭的内在原因。
最后，失去一切的安娜绝望地想在渥伦斯基身上找回最初的**和爱，以安慰那破碎的心，但渥伦斯基对安娜近乎苛刻的要求越来越反感，这使安娜的心灵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以致走上了卧轨自杀之路。
安娜无法在这个虚伪冷酷的环境中继续生存，只能以死来表示抗争，用生命向那个罪恶的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控诉。
小说也因此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
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认为安娜的追求合乎自然人性，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道德观来看，安娜又是缺乏理性的，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
所以，在小说中作者对安娜既同情又谴责。
他一方面没有让安娜完全服从“灵魂”
准则的要求，去屈从卡列宁和那个上流社会，而是同情安娜的遭遇，不无肯定地描写她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又让安娜带着犯罪的痛苦走向死亡。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
就是作者一贯探索的那个永恒的道德原则，是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善与人道。
安娜的追求尽管有合乎善与人道的一面，但离善与人道的最高形式——爱他人，为他人而活着——还有相当的距离。
这就是作者对安娜态度矛盾的根本原因。
卡列宁是一个伪善、僵化、缺少生命活力的贵族官僚的形象，小说通过这一形象严厉批判了那个腐朽的沙皇封建制度和上流社会刻板、虚伪的道德规范。
卡列宁平常严格地按照既定的社会规范生活，他遵守法规、忠于职守、作风严谨，因而被上流社会称作“最优秀、最杰出”
的人。
然而，正是这个官僚队伍中的“优秀人物”
，却是一个僵化的、生命意识匮乏的人。
他的这一本质特征与渴望自由、不肯循规蹈矩、富有生命活力的安娜的形象正好相反，而与那个僵死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则恰恰一致。
所以，卡列宁从内心深处难以接受安娜的生活准则，正如安娜难以接受卡列宁一样。
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总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
他总是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给她设置种种障碍；他既不考虑自己的情感需要（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需要），也不考虑安娜的情感需要。
在他的内心世界，跳动着的是一颗既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的猥琐、卑怯的灵魂。
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
，从而不使他的前途与地位受到影响。
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不同意离婚，这样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就是不合法的，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与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
而他倒认为这是他对安娜的宽恕与拯救，因为他对犯了“罪”
的安娜是那样的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因而他是那么地道德高尚，富于宗教之心。
这是何等残酷的虚伪！
卡列宁以及由他这样的人组成的贵族社会无疑是冷酷无情地戕杀安娜、戕杀自然人性的杀人机器。
列文是一个带有自传性的精神探索者形象，他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关系的开明地主。
他习惯于用批判的眼光评价现实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原则，探究人的生活中不可动摇的道德基础。
他不愿按照周围的人教给他的那种方式去生活，不怕背离人们普遍认可的时髦的东西，不怕违背上流社会认为高雅的道德准则，在生活中走自己的路，根据自己的信念去行动，追求合乎自己理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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