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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正如此，人们可以看到，德发日太太挥刀杀人毫不留情；市政大院里愤怒的民众磨刀霍霍，杀气腾腾；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是非难辨；大街上囚车隆隆，刑场上断头机嚓嚓作响，惨不忍睹。
这一切都是那样阴森可怖、野蛮凶残、缺乏理性。
但是，作者在自序中明确声明，这些情况“宛如确实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身的所作所为和所遭所受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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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本身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
这样一场规模宏大、波及深远、剧烈空前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出现种种偏颇谬误是不足为怪的。
何况，它作为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性质本身就决定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城乡劳动者，虽对革命怀有巨大的热情和献身精神，但他们在文化、思想、政治上的褊狭局限必然使其带有极大的狂热性和盲动性。
狄更斯写他们外表上粗俗鄙陋，缺乏教养，也写他们复仇时不怕牺牲，对革命事业忠贞执着；写他们在和平生活中令人怜悯，也写他们在革命中令人惧怕。
在这样的描写中，德发日太太乃是其着笔最多的人物。
她自幼深怀家破人亡之恨，日夜等待着复仇之日的到来；苦大仇深的她天生具有革命性，在革命中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一员悍将。
她没有受过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再加上生性强悍、固执、感情用事，在革命**那万众鼎沸的时候，她丧失理性，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
通过这一形象，狄更斯揭示了一种非人的人性，体现了残酷的复仇和暴力。
小说仿佛在告诉读者：民众因遭受野蛮压迫而奋起反抗固然有其天然的正义性，然而因仇恨而起的暴力嗜杀本身却因其非理性而远离了革命的正义性——盲目和麻木的杀人，除了制造暴力恐怖，并无法消除邪恶，反而会加剧人与人的仇恨，进而使人的行为更趋邪恶。
狄更斯在小说中做如此描写，关键的不是对革命过失的批评，而是道德上的善恶评判。
从他的人道主义道德立场来看，既然人性本善，行恶者是良知的一时迷误，则不能在肉体上毁灭之，而应经由“道德感化”
使其人性之善得彰。
至于恶行的承受者，即使一时遭到邪恶势力的迫害，也不应以暴抗暴，而应以“仁爱”
去化解仇恨。
马奈特医生曾无辜被投入巴士底狱18年，出狱后对仇敌的后代达奈非但不计旧恶，还为营救他而四处奔走并蒙受指责。
他最终将女儿露茜许配给达奈，表现出宽大与仁爱的高贵情怀。
英国律师卡屯深爱着露茜，但因貌似被革命者追杀的贵族后代达奈，他宁愿为了成全达奈和露茜的婚姻幸福而代其上断头台。
通过马奈特医生、露茜、卡屯等人物形象，狄更斯表达了以爱化解仇恨，以牺牲自己求得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理想。
质言之，狄更斯的博爱哲学，既否定了贵族统治者的为非作歹的邪恶行为，也批评了革命者暴力复仇的恐怖行为。
基于小说着重表达的那种博爱情怀，作者对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的红色恐怖做了善意的批评。
《双城记》的结构呈网状模式，严整而巧妙。
作为一位深受流浪汉小说影响的作家，总体上讲，狄更斯的小说特别是前期小说普遍有结构松散、拖沓的缺憾，但《双城记》则不一样。
小说写了三条情节线索：马奈特医生的故事、达奈的故事、德发日夫妇的故事。
其中，马奈特医生的故事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小说围绕着马奈特的受迫害展开叙述，纵向又分为“时代”
“金线”
“暴风雨的踪迹”
三部分。
第一卷“时代”
开宗明义指出“那时和现代是这样相像”
，以古喻今，暗示当年的法国和今天的英国在民众受压迫这一点上是极为相似的，小说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始描写马奈特医生的“复活”
。
第二卷“金线”
从马奈特医生与埃弗瑞蒙德侯爵两头交替叙述，相互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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