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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出身于木匠家庭，地位低下，常受人歧视，即使在家里，也因不是一块当木匠的好料而常遭父兄的打骂。
于连不甘心过这种受欺侮的生活，几次想离家出走，这表现出他对独立人格的渴求。
当父亲要他到德·雷纳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他的回答是：“我不愿当奴仆”
，“要我和奴仆一桌吃饭，我宁肯死掉。”
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的过程中，他对门第观念极强的市长先生极为反感，在骄横的市长把他当仆人一样训斥时，于连“眼里射出残酷可怕的复仇的模糊希望”
，愤然回答说：“先生，没有你我也不会饿死。”
由此可以看到他那强烈的自我观念、平等意识和反抗精神。
在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于连迅速为自己择定了另一条道路：做神父，40岁左右可拿10万法郎，三倍于拿破仑手下的将军。
为此，他只能将对拿破仑的崇拜隐藏于心底。
在贝藏松神学院这个“到处是伪善”
的地方，于连为了成功不惜“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
，以伪善对付伪善。
他心里明明没有上帝而只有拿破仑，却以惊人的勤奋苦苦研究神学，当众背诵《圣经》和辱骂拿破仑。
在虚伪手段的使用上，他“进步很快”
，但“企图做些虚伪的行动，于连又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呀”
，因此，他又“凄苦地嘲笑自己”
。
其实他对虚伪，对到处是伪善的神学院是“充满了疯狂的愤怒”
的。
在巴黎木尔侯爵府，于连为了成功顺应环境，不惜为复辟势力效劳，表现出一种妥协性。
直到成功的希望破灭后，于连才又表现出反抗者的本色。
最终，出于对人格的维护，他在监狱中不肯向贵族阶级低头，拒绝上诉慷慨赴死。
于连的性格是复杂的、多侧面的，而自我观念始终是其思想性格的底蕴。
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他时而反抗，时而妥协，时而雄心勃勃，时而野心啖啖，而最终却是拒绝归附。
他的孤身奋斗，激**着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也充满追求个人幸福的利己主义欲望。
作为个人奋斗者，他既体现了大革命过后英雄主义尚存的法国社会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表现了受压抑的一代年轻人对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同时也投射出司汤达自身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欲望。
于连身上表现的反压迫、求自由、坚定地追寻自我生命价值的精神，体现了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需求。
《红与黑》是法国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司汤达通过于连形象的塑造，成功体现了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于连一生的奋斗，主要是在维立叶尔城、贝藏松神学院和巴黎木尔侯爵府这三个典型环境中进行的，他的性格，也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流变。
这样的描写，既揭示了其性格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原因，也达到了再现社会风貌、表现时代精神的目的。
但于连的性格演变并不是被动地由环境决定的，而是既受制于环境的作用又决定于性格系统内部的驱动力，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环境的作用是性格演变的前提，性格系统内部的驱动力是性格演变的根据。
比如，于连的反抗性与妥协性在不同环境的变化，是性格深层的自我主义观念作用下为保护自我所做出的适应性自我调节的结果。
又如，由自私伪善的环境引发的于连的虚伪，并未使他完全泯灭良心，他在虚伪的背后尚保留着正直与善良的天性。
于连性格中的这种对环境的抵抗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形成了其在与社会搏斗过程中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也使这一形象的性格演变显得丰富多彩。
司汤达是一位内倾性的作家，他注重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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