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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发点，也是他对被“法律和习俗”
所主导的社会进行批判的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
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
卞福汝主教是个完美无缺的基督教人道主义者，他历尽艰难热心传教，对下层民众充满悲悯，不遗余力地倡导善意、关切、尊重和互助的博爱。
冉阿让的“重生”
便是由他这种爱心的感化达成。
冉阿让出狱后，产生了“凶狠残暴的为害欲”
，偷走了热情款待他的卞福汝主教的一套银器，面对要带走他的警察，卞福汝主教竟说这套银器是他自己送给冉阿让的，接着又另外赠送他一对银烛台。
主教告诉他：“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
在主教的感召下，冉阿让皈依宗教，立志向善，成为一个乐善好施、充满博爱精神的慈善家和圣人。
冉阿让的善举使得他所在的小城消灭了穷困和失业，变得欣欣向荣，和谐友爱。
作者这样来描写冉阿让的工厂：“厂里分两个大车间，一个男车间，一个女车间。
任何一个无衣无食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去报名，准有工作和面包。
……欣欣向荣的气象广被一乡，渗透一切。
失业和苦难已经消灭。”
冉阿让的仁爱甚至感化了铁血警犬沙威。
沙威本是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和爪牙，是冷酷而残暴的法律的化身。
他残酷迫害那些贫穷饥饿的人，不仅像幽灵一样跟踪追捕冉阿让，而且也是造成芳汀悲惨死亡的直接祸首。
然而，当他被起义的共和战士捉住被处死刑时，冉阿让却千方百计救了他。
冉阿让的这一义举，使沙威发现他迫害多年的苦役犯原来是个高尚的人，他从前的思想动摇了，他的“人性”
开始复活。
突如其来的新的心灵体验与其一直所坚守的法律原则之间的激烈冲突，致使他精神错乱跳河自尽。
作者就这样宣布了善对恶的最终胜利。
此种近乎童话式的描写，一方面让人感到人道主义的仁爱似乎真的成了一种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却又未免在小说所揭示出来的严酷生存现实面前显得苍白。
仁爱万能的乌托邦思想，无疑是一种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
雨果的思想矛盾在《悲惨世界》里表现得十分明显。
他宣扬人道主义，主张仁爱，同时又对人道主义的局限有所突破——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革命暴力。
他用大量的篇幅、浓重的色彩描绘了气势宏大的1832年巴黎民众起义，热情歌颂了那些衣衫褴褛、遍体创伤而坚持街垒战斗的共和主义英雄。
在雨果看来，革命和战斗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是不得已采取的手段，而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永远是“仁慈”
的“爱”
。
《悲惨世界》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首先，小说独特的人物、戏剧化的情节无不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和理想光辉。
例如，贫穷的苦役犯冉阿让一跃而成为蒙特猗市的企业主和市长——对以浪漫主义的视角和手法展开叙事的作家来说，这“一跃”
是否以及如何能实现并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重要的是经由情节来表达自己理想主义的思想观念。
显然，冉阿让这一人物是高度理想化即“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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