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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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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悲与何海鸣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
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
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也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
《大江报》有个“大”
字，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
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
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是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
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人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
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
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
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
《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
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
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
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
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
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
，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
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
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
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
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
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
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
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
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
《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
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
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
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
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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