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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满人强迫汉人留的辫子，着的胡服，都是夷变夏，民族耻辱的象征。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服饰上，对于辫子往往比较更在意一点。
尽管有朝廷的禁令在，能剪，也就都剪了，因为实在受不了老外的嘲笑。
对于衣服，却要马虎得多。
即使在国外穿西装，回国也都一身袍褂，再寒酸，也是长衫。
孙中山仿照日本的学生服，设计了中山装，但真正流行起来，得在后来国民党主政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力主穿中山装的，是立志改革国民党的蓝衣社，是他们把中山装变成了“干部时装”
，即便如此，那年月天天穿中山装的，往往也是党部人员。
在革命尚未成功之际，真正变了服装的，据信只有章太炎一人。
在《苏报》案发的时候，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章太炎就穿了一身道袍，其实不是道袍，而是他根据古礼设计出来的汉服——右衽的深衣大袍。
出狱到了日本，还是这套汉服，不过跟日本的和服有些混淆，后来就干脆穿起了和服，就像我们在老照片上看到的那副样子。
革命了，革命党人第一个社会改良步骤，就是剪辫子。
在变衣冠上，倒没有太多的用心。
无论是孙中山的中山装，还是章太炎的汉服，都没有被封为正统。
大家还是原来穿什么，还穿什么。
只有浙江章太炎个别的同乡，才会穿出明朝的服装迎接革命，头上还戴着方巾。
但是，参加革命的会党中的某些人，却感到有变变服装的需要。
最受他们青睐的汉服，是戏服里的短靠武生的夜行衣。
一身黑，扎上彩色的带子，帽子或者头巾上再结一个大红的绒球，再配上钢刀和盒子枪，精神，就跟戏台上的武松和石秀一般。
革命刚成功，汉口和长沙街上，就出现了不少这样的英雄豪杰，四川、贵州的会党，也大抵如此，对戏装有着强烈的爱好。
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汉官威仪。
当然，在陕西的会党看来，武生的装束，显然威仪不够，于是，他们坐堂审案，找来了戏服里的蟒袍玉带，甚至穿上皂靴，打扮得跟京剧里的包公一样。
四川独立，保路运动的首领蒲殿俊做了都督，人们传说他头戴紫金冠，插着野鸡翎，身穿大红袍，腰围玉带，脚上还蹬双皂靴。
四川的某些袍哥，特别钟情于道袍，他们的思路跟章太炎相近，只是不懂周礼，所以，就穿道士的大袍出来，展示自家的汉官威仪。
正巧，那时候也有一些人为了避免被革命党剪辫子，戴上了高帽子，远远望去，跟鲁迅笔下的无常似的。
高帽子和宽道袍，其实正好配对儿。
幸好，革命党人并非像人们传说的那样，革命是为了恢复明朝，为崇祯皇帝戴孝。
会党虽然人数不少，但毕竟不是革命党的主流。
戏班子里的戏服也不够多，没法满足人们恢复汉官威仪的欲望。
因此，我们看到，革命后的革命党大人物，穿得最多的，还是西装和袍褂。
其他人自然跟上，大家只消把辫子剪了，不让外国人笑话，也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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