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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革命党人开始谋划把丁宝铨搞掉，为此还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
不过，当时丁宝铨的地位很稳，不仅旧军听他的，新军协统姚鸿法是他的故人之子，第二标标统夏学津，治军有方，十分干练，却跟丁宝铨过从甚密，丁宝铨赏识夏是个人才，一直在找机会把夏升为协统［山西新军只有一个协］。
而这个夏学津，对新军里的革命党，防范甚严，让革命党人恨得牙痒痒。
革命党开始决定从离间丁、夏两人的关系入手，由《晋阳公报》出面，派人密访丁、夏两人的一些密事，揭诸报端，但多半牵强附会，没有多大效用。
最后以投稿的方式，造谣说丁宝铨的妾，跟夏学津的妾，是勾栏的闺密，因此两人才这么好。
结果却引来丁宝铨的反击，追究报纸责任，报纸推托说来稿照登，丁宝铨就让警察严查投稿人。
投稿人虽然没有查到，但风声鹤唳之中，负责搞臭丁宝铨小组的一位革命党人的一本日记却意外遗失，《晋阳公报》两记者下狱，小组负责人暴露，革命党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这个负责人送出去，总算避免了革命党被一网打尽。
到了这个时候，丁宝铨仍然没有查封这家报纸，可见他还真够开明的。
但是，整丁宝铨的机会，还是来了。
新政期间，清廷制定了六年铲除烟毒的规划，提前完成有重大奖励。
丁宝铨为了向朝廷邀功，准备提前实现禁烟。
当时，山西交城和文水两县是北方著名的鸦片产区，每年割烟季节，各地烟贩云集，种烟收入，是为当地大宗。
1910年夏，正当鸦片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铲烟，两县不肯，一些种烟大户，甚至谋划武装抗命。
丁宝铨大怒，派夏学津带第二标前去镇压。
双方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百多人。
得知这个消息，《晋阳公报》派出记者张树帜前去采访，然后在报上发表连载，揭露惨案，北京的《国风日报》也跟进，不仅把文交惨案大肆渲染，连同没影的丁夏之间的所谓风流韵事，也加了进去，连日刊登丁的罪状。
一时间，文交惨案成了国内闻名的大新闻，丁宝铨和夏学津声名狼藉，到处在传说他们的恶行。
在京的同盟会员，借机大肆活动，最终运动到名御史胡思敬参了丁宝铨和夏学津一本。
尽管丁宝铨做了很多的补救，把记者张树帜逮捕，查封了《晋阳公报》，上京说明情况。
但毕竟死了人，赶上参案，按规矩，人就得动一动，夏学津不仅没有升官，连标统也丢了，奉旨查案的陈夔龙还算客气，多方为丁宝铨开脱，丁交部察议，最后落个因病奏准开缺，只能走人。
山西人事大变动，阎锡山做了第二标的标统，革命党人温寿泉做了陆军小学的监督，另一个同情革命的士官生姚以价已经在第一标做了管带，加上早已是革命党的乔煦、张瑜两个管带，南桂馨、仇亮、常樾都进了新军担任官职。
山西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几乎差不多都革命化了。
到第二年革命爆发，山西成了北方第一个响应的省份。
人地两生的陆钟琦江苏藩司做得好好的，辛亥年八月［阳历10月初］才来到山西，履任未及一个月，就送了小命。
虽然不能按今天的标准，说文水和交城抗拒禁毒，但是，毕竟丁宝铨和夏学津做的这个事，并没有多大的不对头。
林则徐禁烟扬名千古，而丁宝铨禁烟则遗臭万年，哪儿说理去？但是，在那个年月，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媒体政治在革命大目标面前，似乎没有是非可言。
而当年的清廷，碍于舆论压力，不能审时度势，查明真相，把个忠于自己的能吏调职，不倒台，有天理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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