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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中国与保大清
“保中国还是保大清”
，这是戊戌变法时就提出的问题，保守派借此刁难质疑改革者的。
在清朝预备立宪过程中，这个问题的阴影，一直没有消失，成了折磨最高统治者的一道魔咒。
客观地说，就立宪派中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而言，保中国是主要目标，保住中国，顺便也保了大清。
而对于在朝的当政者而言，尤其晚清权贵，则保大清是第一位的，顺便保中国。
实际上，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第三者，那就是革命党人。
1905年，革命党人组合成同盟会之后，实力大增，不容小觑，而革命党则是只保中国，不要大清。
其实，当时中国改革的背景，是列强的瓜分危机，是他们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具体步骤，是日本完成吞并朝鲜的最后一步，是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
所以，才有“保”
的议题。
其实，就算是晚清顽固派，也未必能心甘情愿接受附庸国政权的地位，因为他们也知道，一旦到了这一步，离彻底亡国，也就不远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对于在朝当政者，保中国和保大清也是一回事。
保不住中国，大清也就没戏。
如果有人热心积极地保住了中国，同时不排斥大清，自然也就保住了大清。
所以，在有人拼命要驱逐鞑虏的时候，大清当权者的最佳选择，其实就是和立宪派一起，积极推动立宪。
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宪是一种规避革命的最佳路径。
这一点，朝廷的当家人非常清楚。
所以，尽管1908年拍板预备立宪的西太后和光绪死去，接班的皇族亲贵，少不经事，拼命抓权，但对于立宪却从不含糊。
年纪轻轻而且出国见过世面的摄政王载沣，据他儿子溥仪后来回忆说，对西方的事务其实很感兴趣。
所以，在他的当政期间，作为立宪准备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相继登场。
舆论开放的尺度也越来越宽，对于立宪派的提前立宪请愿，虽然没有全部答应，但也答应比原来缩短三年。
只是，这些少年亲贵，仅仅坚持了立宪，但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却不甚了了。
似乎在他们眼里，只要按既定方针立宪了，革命就可以避免，中国，或者说大清就可以安全了。
实际上，不仅朝廷拿立宪或者预备立宪来规避革命，革命党也意识到了，只要清廷真的立宪了，他们的革命就有流产的可能。
所以，恰在清廷的预备立宪期间，革命党人尽其所能，组织了一系列起义暴动和暗杀，目的就是争取赶在清政府完全立宪之前，推翻这个政府。
规模比较大的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黄冈与七女湖起义，1907年的防城、镇南关起义，1908年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以及1907年光复会发动的皖浙起义，在这次半流产的起义中，安徽巡抚被杀，给了清廷极大的震惊。
1908年和1909年安庆和广州新军起义，成建制的新军发难。
各地的小规模流产的起义，简直不胜枚举。
这些起义暴动，都或多或少跟清朝的预备立宪有关。
1905年，由光复会暗杀团精心组织的暗杀五大臣行动，直接就是冲着立宪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革命党人不怕清政府“坏”
，不改革，怕的恰恰是清政府迅速实行立宪改革。
但吊诡的是，恰是这一系列的起义和暗杀，从反面刺激了立宪的步伐，坚定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
即便决策的西太后和光绪死了，接班的满人亲贵，在揽权、收权方面相当积极，但却一点都没有停止立宪的步伐。
他们的唯一失策在于，这些少不经事的少年亲贵，居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立宪，组织国会，不仅仅是制定一个宪法，产生一个立法机构，而是崛起的汉人士绅要跟他们分享权力。
这种权力，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行政以及资源的控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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