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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中的文明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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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也知道，西方国家在以它们的文明尺度，衡量着这场革命。
如果他们能讨西方人的欢心，革命就不会遭遇列强的干预。
显然，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跟康梁党人关于革命的争议，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革命会产生巨大破坏。
康梁们之所以主张改良，就是鉴于革命造成的流血和破坏，代价过高。
然而，在革命前一直鼓吹革命、破坏、大乱和铁血的革命党人，当革命真的来了的时候，最担忧的一件事，还就是秩序。
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多数革命党都主张杀人最好越少越好，破坏越小越好。
曾经利用会党做革命的先锋，一旦革命成功，就大有卸磨之嫌，跟立宪党人一起限制排挤会党。
最大的理由，就是要遏制会党的破坏性。
对于那些追求中国进步的人来说，庚子义和团事件是一个巨大的阴影。
立宪党人如此，革命党也如此。
此后他们的行动，无论做什么，都有一个追求文明的动机，借以跟义和团的愚昧、排外划清界限，甚至争取在行动中修正西方人眼里中国人不文明的形象。
革命一发生，多少都意味着动**，外国人会担心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野蛮排外。
所以，无论什么地方，革命党人最在乎的事情，是外国人视他们为义和团。
追求文明，就是按西方划定的规范，自觉地自我改造，当然首先表现为对西方人的善意。
因此，会严格约束自己人，严禁自己辖境内的所有人对外国人有所侵犯。
湖南的起义，是由会党龙头大哥焦达峰首领，可起义之后第一份告示，就是严禁侵犯外国人。
会党势力较大的陕西，会党中人做了都督之后［六都督之一］，各地党徒纷纷设立码头，大开山堂，扰害地方，谁也奈何不了。
但是在有些码头做出支持暴民攻击教堂的举动之后，他们的大首领张云山也不得不下令取消码头，不服从的，就派兵镇压。
整个革命期间，尽管革命党人未必能掌控全局，但侵犯外国人和教堂的事情，相当稀少，偶尔几次，也遭致新政权的全力镇压。
重庆的革命军士兵，上街时携带有两面旗帜，分别写着“中华民国”
和“复汉灭满，保教安民”
。
重庆蜀军政府告示上写道：“兴汉排满，保商卫民；大军起义，鸡犬无惊；衙署局所，教堂教民，一律保护，不许犯侵；如有匪徒，乘机抢劫，军法从事，杀之无赦；言出法随，凛遵勿越！”
专门把教堂教民单列出来，作为保护的重点，用心良苦。
宁波光复，军分政府出告示，宣布五杀令，头两条都跟外国人有关：“一、拆毁教堂及洋人住屋者斩；二、损伤外国人及本国人民者斩。”
自然，当外国人出面劝告革命政府保持文明的时候，也没有不照准的。
武昌起义之后，革命政府原本要进驻邮局检查邮件的，但当身为外国人的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告诉他们，邮政是不可侵犯的，这是文明国家的通例，他们就缩回去了。
这位税务司还告诫革命政府，要像保护外国人一样，保护满人。
如果满人犯了法，应该经过审讯，不应随意处决。
革命政府都一一答应。
一个外国记者问著名的革命党人刘公，说是革命党在原来的计划里，有没有杀满人这一项，刘公断然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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