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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
、“仁义农局”
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
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
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
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
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
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作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
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
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
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渔港也发生过。
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
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
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渔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
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
。
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
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
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
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
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
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
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
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
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
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
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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