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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藩库存的银子，很快就花光了。
正好赶上秋季征收，租税该征还得征，不征，政府和军队吃什么？农民不肯交，聚众抗粮，只要当地田主有请，军政府立即就派兵征讨。
昆山青浦一带的农民，本来就有心不交租税，又看到了沪军都督陈其美免租税的告示，抗租抗税，理直气壮。
但是江苏军政府派来了几船的士兵，毫不犹豫地开枪镇压。
人死了，租税自然也就征上来了。
无锡、常熟、江阴等地也陆续发生抗粮抗租事件，次次都遭到暴力的镇压。
昆山抗粮的领头人是个廪生，以为农民的行为充分有理，还送上门去跟官府力争，以为还是清朝，秀才不领刑责，但到了革命的衙门，却被抓起来枪毙。
常熟王庄乡农民抗租，常熟军政府派兵下去，一口气打死乡民三十余人。
大义桥领头抗租的地保，被抓到县上，省里来了委员，提讯人犯，略问数语，即推出一枪毙掉。
当时，军政府明令，凡是抗粮抗租的农民，一律军法从事，不加审讯，即行枪决。
有的地方，农民确实聚众有武装抵抗，比如无锡、常熟和江阴三边交界处的千人会抗租抗粮事件，出兵镇压，还有点借口。
但多数所谓的抗租抗粮事件，无非是一点点的**，有的则是秀才的和平请愿，却也平白地死了好些人。
这样的杀人，大规模的，如果搁在清朝，太平时期是没有地方官会这样干的。
显然，我们前面讲到了，革命后的政府，由于军费开支迅速膨胀，大批的士兵招来了，如果不发饷，就会闹事，甚至兵变。
事实上，这样的兵变不仅在南京频发，就是在苏州也发生了。
为了遏制士兵闹事，必须保证军费。
求助于商人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总是这么干，在兵荒马乱之际，商家的业务也萎缩，不能回回应命。
唯一的办法是从农民那里拿，如果农民不给，只有强力去夺。
反正革命者的政权，自以为有比清朝更多的合法性，清政府不敢干的事，他们敢干。
不仅江苏军政府这么干，其他地方也是一样，连沪军军政府，后来也开始暴力征粮。
太仓的一位读书人曾经写道：“新朝气象百弊无，惟有租赋难蠲除。
大府火急筹军需，哓哓抗诉胡为乎？多言尔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孪拘。
小民畏法长叹吁，痛深不觉涕沾濡。”
尽管小民痛楚不堪，但由于军需火急，也就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尽管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解民倒悬，但具有强固的英雄史观的革命党人，也的确对于底层民众的疾苦，并不十分在意。
革命能否成功，才是最关键的。
因为在他们看来，革命成功，可以给民众一个光明的未来，至于革命过程中对一般民众造成了什么损害，反而使民真的倒悬了，原本就是必要的牺牲。
只要最后能换来一个新天地，一个他们眼中的天堂，民众暂时苦一点，也是无所谓的。
革命党人在行刺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规避行人的动机，革命在进行中，怎么在乎民众苦不苦？革命本身的崇高，压倒了一切，使得他们多少有点肆无忌惮。
只要革命能成功，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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