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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屡次通过樊增祥疏通，要求取消歧视，但均无结果。
正如他说的那样，他所在的部队，不仅被当道以路人视之，而且以乱党视之。
他还没叛，刺杀他的人都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得不叛了。
虽然说，在当时的情形下，第九镇早晚得有所动作，但未必会成建制地起义，个别部队的造反，跟整个师一起动作，还是有区别的。
当然，决心反叛的徐绍桢和他的部下，显然低估了张勋江防营的战斗力，居然在上海方面接济的弹药未到之时，就贸然发动对雨花台的进攻，结果大败亏输。
幸亏革命的浙军、沪军和镇军［镇江］齐聚南京，局势才转危为安。
革命方面总有好消息，而守城的张勋，却一点救援也得不到，南京当然守不住。
即便如此，最后南京城虽然拿下，弃城而走的张勋部队，却基本完好地撤到了江北，为他日后的东山再起，留了本钱。
改革的产物，危及改革者自身，这似乎是西方政治学者探讨后发国家改革的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结论是不存在的。
改革产物的“叛变”
，情况非常复杂，但普遍的叛变，则大多是因为发动改革的统治者过于滞后，成了改革的障碍，转而威胁改革产物的生存。
清朝的新军，不见得必然会成为推翻王朝的动力。
在清政府亲贵上台之前，几次新军造反，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得到新军普遍的响应。
即使武昌起义之后，南方新军普遍不稳，但同样作为改革产物的北洋军，依然没有动。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防营，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
看起来很落后的军队，很容易被帮会渗透，只要形势有利，**足够，这些嗜利的党徒，也一样会背叛朝廷。
其实，在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的数次起义中，也有防营被策动参与叛乱的事例。
只是防营的不忠，往往被朝廷中声音颇大的保守势力视而不见，他们就是喜欢盯着新事物，挑这些事物的错处，甚至不惜把蚂蚁说成大象。
对于清政府而言，改革当然有风险，但不改就是死路一条。
对改革风险的掌控，最关键的，在于自身的同步进化。
具体对于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就是早一点实行宪政，真正的宪政，而不是借宪政之名把权力收到满人亲贵手里。
如果清政府能听从立宪请愿的呼声，早点立宪，跟地方士绅分享权力，那么新军中的稳健派就会得势，革命党就算活动，也无机可乘。
如是，新军不仅不会成为埋葬王朝的那把铁锹，反而会成为支撑王朝的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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