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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解”
之实；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号，用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权谋。
这当然十分合乎武帝刘彻的口味。
就算诸侯王们明知此举对他们不利，从长远看跟“削藩”
没有任何区别——可问题在于，“推恩”
二字不仅让朝廷和天子刘彻一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而且迎合并满足了诸侯子弟们的利益需求，这就让诸侯王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倘若他们反对朝廷的这一做法，那根本不用朝廷站出来讲道理，他们的子弟（除了嫡长子）首先就会跳出来反对他们。
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这就叫“上下同欲者胜”
——“推恩令”
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诸侯子弟的利益捆绑到了一起，剩下诸侯王们夹在中间，两头不靠，又能怎么办？
这就是“推恩令”
与之前景帝强力削藩的根本区别所在——强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诸侯的反抗；“推恩令”
则披着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让你想反对都找不到正当理由。
刘彻一看完主父偃的奏疏，立刻予以采纳；随即正式颁布了“推恩令”
，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资治通鉴·汉纪十》）
各诸侯王如果愿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的，可
以呈报，朕当确定他们的爵位名号。
在此，“或欲”
一词用得十分微妙：诸侯们愿意分封的，就分封；不愿意的，朝廷也不强迫。
看上去很人性化，其实是刘彻在有意试探诸侯的态度，看他们作何反应。
对此，一些政治敏感度强的诸侯，立即响应朝廷号召，如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等。
对于这些“先进分子”
，刘彻自然要拿来做一番文章，于是公开下诏对他们予以表彰，以激励其他诸侯效仿。
据司马迁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记载，“推恩令”
施行后，“齐国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
，等等，总体上成效显著；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也称：“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
两种表述结合起来看，结论就是——诸侯国开始层层削弱、越分越小了。
随着时间推移，困扰汉帝国三朝的诸侯问题，终于在武帝一朝一劳永逸地得到了解决；与此同时，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
当然，也有不少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对于“推恩令”
的颁布装聋作哑，始终不做任何表态，更没有任何行动，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燕王刘定国、齐王刘次昌等人。
对这些人，武帝刘彻和主父偃当然另有对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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