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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信仰给了他勇敢，单纯的理想给了他力量。
他的灵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伦，说出来“他是一个美丽的恶魔，一个光荣的叛儿”
（《拜伦》）。
他崇拜耶稣、托尔斯泰、歌德、密尔顿、悲特文、密其郎及罗、文天祥、黄梨洲等等的人物。
他崇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不可动摇的Simplefaith[2]。
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单纯的——宗教家为善的原则牺牲，科学为真的原则牺牲，艺术家为美的原则牺牲——这一切牺牲的结果便是我们现有的有限的文化”
（《海滩上种花》）。
是因为黄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时候，“为他们的民族争人格，争人之所以为人。”
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的要求，使他在《落叶》里赞美俄国革命，赞美俄国国旗说：“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
；使他在同篇中，更赞美法兰西的大革命说：“巴士梯亚是代表阻碍自由的势力，巴黎市民的攻击是代表全人类争自由的势力，巴士梯亚的‘下’是人类理想胜利的凭证。”
在《自剖》里，他又说：“哪一个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浓浓的染着Martyrs[3]的腔血？俄国革命的开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宫的血景。
只要我们有识力认定，有胆量实行，我们的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费的。”
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欢的。
诗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于争“灵魂的自由”
。
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国的政治，是希腊的政治。
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
在《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说：“英国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顽固的。
自由与保守并不是冲突的，这是造成他们政治生活的两个原则；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历史上并没有大流血的痕迹（如大陆诸国），而却有革命的实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顽固，所以虽则‘不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僵。”
然而，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剥削与压迫，希腊的奴隶社会，他一概不提。
爱和平是他的天性。
因之，对于罗曼·罗兰，他表示出来深挚的共鸣。
罗兰的空想的英雄主义，他认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
他以为罗兰是勇敢的人道的战士，是同托尔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尔、甘地同样立脚于高高的山岭上，俯瞰着人间社会。
“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认识人道的统一。
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
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灵性的尊严。
这是罗兰与他同理想者的教训”
（《罗曼·罗兰》）。
尼采所说的“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
那句话，是他的座右铭，“在苦痛中领
会人生的实际”
，“在痛苦中实现生命实现艺术，实现宗教，实现一切的奥义”
之这种人道的英雄主义，也在此地成为了他的理想了。
游了莫斯科，对于革命后之俄国社会表示不满，接着，他就自命为罗兰的同理想者了。
在《吊刘叔和》文中，他认为“五卅”
前后的中国国内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变，而难得的是少数共患难的旅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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