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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岘庄是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是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自同治年间跻身疆吏大员，任江西巡抚数年，同（治）末光（绪）初署理两江总督，后又由两广总督移督两江，离职多年后复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月再授该职。
从李鸿章此信中所述情况看，这时他对朝廷批准的户部相关筹款方案也不认同，有“顶奏”
的打算。
如此，可以说形成了南、北洋联合抵制的局面。
此信中又说到“南省教案”
的问题。
光绪十七年（1891年）是长江流域教案的高发期，信中说到的诸多教案，就发生地而言，武穴教案在湖北，丹阳、江阴、如皋、阳湖、无锡、金匮教案在江苏，芜湖教案在安徽。
“南省”
诸多教案的井喷式发生，成为当时中外交涉的焦点问题。
教方和外国政府借端勒逼，惩办“案犯”
、追责清方地方官员之外，赔款也是要项，李鸿章此信中即言及“惟芜湖、金匮须二十万，尚无成议”
的情形，由此可见一斑。
这时作为清朝驻英、法、意、比公使的薛福成（字叔耘），也试图在海外通过与英、法（相关教案主要涉及该两国）外交机构直接联系发挥作用，这样与国内“互商合力”
。
而李鸿章注意到“欧洲现甚辑睦，难保不借事生端”
的情形，对案事能轻易处置不抱乐观态度。
信中所说“业经撤任”
的芜湖成道，是安徽芜湖道成瑞甫，他因芜湖教案被追责而撤任，李鸿章所谓“因人言而撤，虽欲庇护，徒贻笑柄”
，意思是说想庇护也庇护不了。
李瀚章就教案事也有议说，是想从原涉教条约中“保护”
二字来做文章，说“保护”
对象“未提明教士、教堂，似竟专属教民”
，意思是教士、教堂受保护没有条约根据，简直是要“釜底抽薪”
。
而这种说法，连李鸿章都不以为然，说这“极是疏误”
。
他不仅对“翻案”
不抱幻想，即使对结案后“善后之方”
的筹议，也担心得不到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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