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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这种散文的正大之美,实际上也反映了一种汉唐气像,一种盛世之风,这也就是国运和文运的关系。
不过,我还有一点疑问,那就是这种比较重视“做”
的散文和我们前面谈到的“性情派”
相比较,是否会显得不太亲切、随和与自然呢?
朱:这属于两种风格。
就像人的讲话,朋友之间的聊天是一种——围炉夜话、促膝谈心、娓娓道来、随意放松,犹如润物春雨,这就好比散文中的“性情派”
。
而在大庭广众之前的演讲和朗诵又是另一种。
它讲求表情、姿态和造型,更注意吐字发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这需要技巧,有表演性,也更有难度。
但你不能说朗诵就没有真情实感,相反,没有**的投入,朗诵一般是会失败的。
如此比较,贾平凹的散文就是谈心,是聊天;而李存葆的散文就是演讲,是朗诵;余秋雨嘛,介于两者之间,是温文尔雅的讲课。
柳:您打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也很贴切。
但是其中恐怕还有个性的问题,还是套用你的比方来说,朗诵固然有表演性,需要技巧,但一旦表演过火了,也会产生太“做”
和不自然之感。
从这个角度看,李存葆散文是不是也存在某些“做”
的问题,比如过分追求排比句,追求对仗的工整,乃至追求词汇量,在遣词造句上用力太过;再比如用字过僻过险,亦有拟古之嫌。
很不好意思,因为古文训练不够,我读李存葆散文,常常还需要借助词典,感觉上比读余秋雨就要费劲得多,这里还是有个“度”
的问题。
黄庭坚学杜诗,专学其生僻奇险,颇遭后人诟病,也算是一个前车之鉴吧。
另外,用字太偏和拟古太重,似乎又与我们前面谈到的人民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相抵牾,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章的广为传诵。
白居易也算是一个人民诗人。
他用词用字要求能让老妪听懂也算是一个美谈。
朱: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概括李存葆散文的特征时,一时难以措辞,就用了“新骈体”
这种说法,主要依据就是它和汉赋、骈体文在修辞手法上的承传性。
弘扬民族散文无疑是一条正道,但如何与时俱进应对现代性恐怕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柳:你要说到文体,我认为李存葆也算是跨文体或者叫“破体”
,它们在结构和叙事上,确实体现出了论文、政论文乃至小说的许多重要特征,譬如重视史料的考证和描述对象的前史,譬如追求形象的多侧面描写和完整性表述等。
《飘逝的绝唱》《国虫》和《东方之神》都是这一类佳构,关公作为形象,已经具有了小说人物的丰富性和完整性。
朱:总体说来,人民性、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是李存葆大文化散文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有力地支持了李存葆由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向杰出的散文家的转型,我们今天只是围绕这四性来作一个初步的抛砖引玉的探讨和梳理,更系统更全面的研究还要有待方家,有待将来。
2003.2于北京
朱向前,著名批评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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