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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长篇大论，是不是有自吹自擂人文社的嫌疑呀？
柳建伟 正好相反，我认为你讲的这些“内幕”
，恰恰是研究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史实。
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作家的哲学观念与长篇小说结构的对位关系的。
在那段查阅资料的时间，我深深感觉到，和近两个世纪国外的作家和作品存在的完整而系统的参照系相比，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则显得太纯粹和孤单了。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当代作家是如何生活、如何恋爱、如何由一个平常人挣扎出来的，而连巴尔扎克的拐杖在他三十五岁时已闻名欧洲了，更不要说他为金钱所苦、为爱情所累的实情。
提起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我们立刻能想象得出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这种联想并不仅仅生发于他们的作品。
钱钟书说吃鸡蛋觉味美大可不必去设法见下蛋的母鸡，算是中国式的一种幽默。
我们应该承认，曹雪芹和《红楼梦》在20世纪越发显出的伟大，与“红学”
的方兴未艾关系甚大。
如果冯雪峰、韦君宜、秦兆阳等人，也像你一样，写专文把他们和当代文学中重要的长篇小说的关系如实写出，几乎就可以连成一部当代的潜文学史了。
何启治 有些道理。
不过前辈们主持工作的时代毕竟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改革开放已经为文学的探索与发展创造了空前良好的环境。
何况，实际上以上我所罗列的实例，也都是集体劳动的成果，我只不过在我的岗位上负起我应负的责任罢了。
柳建伟 党中央是个领导集体，不是还有个领导核心嘛。
何启治 上面讲的还不完整。
新时期我社出版的《钟鼓楼》《活动变人形》《南渡记》《大上海沉没》《新星》《夜与昼》《商界》《大国之魂》《长城万里图》《战争和人》《人间正道》《我是太阳》，当然还包括《古船》和《白鹿原》，都不同程度凝结着我社已离退休的老编辑和现仍在岗位上的编辑们的心血。
龙世辉、邢菁子、李曙光、王笠耘、许显卿、周达宝、杨立平、王鸿谟、黄伊、章仲锷、朱盛昌、高贤均、李昕、常振家、王建国、刘炜、刘海虹、李丹妮、陶良华、汪兆骞、于砚章、洪清波、胡玉萍……他们肯定都掌握有你说的那种关于当代重要长篇小说的重要的信息。
我还是强调人文社是一个团结的能战斗的集体，有一支特别能干的编辑队伍。
一个人的能力总归是有限的。
人文社的辉煌，是三代编辑、六任社长和各个部门一起同心协力一起创造出来的。
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主旋律——出版方针、编辑思想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
柳建伟 那就谈谈这个集体吧，正好这是一个话题。
你提到的编辑阵容实在太强了。
顺便说一句，我读过冯雪峰、严文井、秦兆阳、巴人、韦君宜、孟伟哉等人的大部分著作，同时也把他们看作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
我也熟悉高贤均、李昕、洪清波、陶良华等人，很容易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作家、评论家的味道。
这是否可以证明，中国的编辑家必须具备两栖甚至是三栖的能力？我想，这种能力的具备，在当代中国至少有两个优势：一，可以较深层次地介入作品定稿前的过程，突出中国编辑的参与特征；二，可以用行动回答差把火候厨师不谦虚时的诘问——嫌不好吃你炒个试试。
但是，社会却把编辑定位为无名英雄。
何启治 这个问题用不着探讨。
不是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豪言壮语吗？编辑本来就是个“为他人做嫁衣”
的职业。
如果不是被编务所累，我相信人文社的编辑中会有人成为相当有成就的作家和评论家，冯雪峰、巴人、严文井、韦君宜、秦兆阳等人的创作成就也会更大。
不过，也用不着吃后悔药。
人什么都可以干，但一定要力争干得最好。
柳建伟 我有一个感觉，由于中国国情决定，当代文学仍然是多方相互协作的事业，但参与的各方缺乏真正的沟通与交流，没能形成在总目标下的平等对话关系。
中国的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之密切，可以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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