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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启治 你说的这些，与事实大体上是吻合的。
我们自1951年建社以来，共出版长篇小说约五百种（不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作者的近百种）。
最近我们准备从这近五百种长篇小说中挑选其中的精品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发现大约有三十到五十部至今仍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的长篇可以列入。
精品约占百分之十。
而全国“八五”
期间（1991年至1995年）出版长篇近三千种，堪称优秀者不过20五种，精品不会超过百分之一。
可见，一个建社不到五十年的出版社，能有这个成绩是值得欣慰的。
可以称得上新中国长篇经典的书，我们要占一半以上。
“**”
前十七年，因为出版社较少，出长篇小说的出版社更少，取得垄断要容易一些。
新时期以来，我们就开始面临挑战和竞争了。
即便如此，人文社还算是稳稳地站住了。
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第一届获奖作品六部，我们社有《冬天里的春天》《东方》《芙蓉镇》《将军吟》四部作品获奖，占三分之二。
第二届获奖作品三部，我们社有《钟鼓楼》《沉重的翅膀》两部获奖，又占三分之二。
第三届获奖作品五部，我们社只有《第二个太阳》获奖，占五分之一。
这次评奖一言难尽，这个五分之一不能说明我们社的长篇小说处在低谷。
第四届初选作品共二十部，我们社占八部。
获奖作品的多寡，当然不是衡量一个出版社实绩的唯一标准，但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标准。
从第四届初选篇目中，可以看出兄弟出版社的迅速崛起，也可以看出我们在历史题材小说出版上的缺乏竞争力。
你提出的潜文学史，是否科学，需要讨论，需要用时间来证明。
但我同意你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编辑和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的关系，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以前确实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柳建伟 何老师，我打断一下。
西方的接受美学，提出了四要素的思想，即作品、作者、读者、评论者。
如果引入中国，则必须加上编者。
我们的出版社，除了编辑、出版的功能，它还负责在文学中体现国家的或者政治的意志，很多时候，它是隐作者。
何启治 你要触及一个敏感的话题了。
柳建伟 你不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影响中国文学的关键吗？
何启治 我并没有想回避，甚至想畅所欲言一次。
花分两朵，只能先表一枝。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也要体现在文学创作和出版方面。
在当代中国，除了需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外，一个有影响的出版社的善于掌握、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又懂得尊重艺术规律的领导亲自去关心、过问长篇小说的组稿、编辑工作，以及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编辑队伍的卓有成效的共同努力，对于长篇小说质量的提高和真正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
至于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目前大多鲜为人知，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管怎么说，编辑做的是幕后工作，不宜过多地在大众传媒中抛头露面；一是为贤者讳的传统影响下的缄默不语。
丑小鸭变成小天鹅后，一般是对蜕变的过程讳莫如深的。
有一些特别敏感的人，早把这些看作隐私珍藏起来了。
柳建伟 所以，中国人才那么推崇写史的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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