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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说的背景已由最初设想的战争变成了演习（极具实战感的无导演部军事演习），已经减弱了人物应该有的丰满程度和厚度，但我是挖空心思保留了作品该有的忧患意识和盛世危言品格，希望它能揭示出中国军队在20世纪末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格局中所面临的严峻的生存挑战，提请读者都来关注一下中国军队能否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等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小说基本上达到了这种目的。
我觉得当今的中国，似乎更迫切地需要忧患的危言。
战争的危险，随时随地都可能降临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而我们还没有作好，至少还没有充分作好迎战的准备。
这便是我在写《突出重围》这部小说时，想向读者传达的一种朴素的想法。
我深知这种吁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一部文学作品，对社会滚滚车轮能有多大的作用？能让车轮停止或倒转吗？不能！
魏文帝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在我看来，不过是当了皇帝的人，心情好的时候赐给文人的一顶高帽子而已。
这样的高帽子既不能为文人带来无限的荣光，也不能为文人御寒，它不过是个装饰，作用只能是掩盖文人的头发有些斑驳、远称不上葳蕤和茁壮。
然而，中国的文人就是这么个德行，“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
“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进退都是忧啦。
我并不后悔在《突出重围》中所发的忧思，尽管在它问世之初，并没几个知音参透其“深意”
，尽管还有善意的朋友把它戏称为“军中武侠”
。
1999年初春，经我和出版社和杂志社的操作，《突出重围》在北京被文学界研讨了一番，论者多从文学上讲它的得失，这让我感到了深深的落寞。
唯朱向前和关正文诸君，看出了这部书隐藏的“深意”
，朱先生提醒应该重视“这部作品呈现出的浓烈的忧患意识”
，关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军队能不能打仗，毕竟比中国的工厂能不能盈利更能牵动人心。”
为此，我已把关、朱二先生视为知音。
因为我写《突出重围》着力处并不在文学，而在探讨战争降临后中国的境况，借此吁请劳心者对这一境况的关注。
顺便指出，这时候，北约已经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狂轰乱炸。
但因为南联盟地处遥远的巴尔干，中国人在隔岸观火。
世风早变，中国人已不像二十几年前，心里还惦记着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对南联盟的灾难有意无意地采取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的超然姿态。
三
决不能说生活在20世纪末中国的人们，对什么都已经麻木了。
他们这时候确实也面临着许多感到头疼的事情。
有上千万的工人已经下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不知还会让多少中国工人兄弟手捧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愁；为改变官民之比已近一比三十的触目惊心，新任总理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三年内政府机关人员要分流百分之五十，这将影响很多家庭的稳定；五年前，四川的一个政府七品官贪污了六十余万的事情公开曝光，中国人还惊呼这是天文数字，因为四十多年前遭灭顶之灾的刘青山和张子善不过贪污了折合现在的一万多元，但到1998年，广西一个叫李乘龙的市委书记，也就是四品官吧，案发被抓，检察机关核算他的个人资产，竟有一千六百万之巨，时隔不到一年，东北一个三品官的副市长到香港豪赌，一夜竟输了属于自己的钱四千余万；一部叫《牵手》的电视剧正在风靡全国，风靡的重要原因是一个叫钟锐的电脑工程师，令全中国男人羡慕地从一个叫王纯的女孩那里寻找到了爱情补偿……
确实，和这些过于实际的现实问题相比，“谁来保卫21世纪的中国”
这样的诘问，实在显得太空泛、太遥不可及甚至有点太可笑了。
不是吗？在中国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中国早步入了大国的行列，谁还敢欺负它，欺负它不是自讨没趣吗？何况，朱镕基总理的人格魅力不是刚刚把一贯高高在上的美国公民彻底征服了吗？“朱总理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一起露面，克林顿整个一个弱智”
，这种评语在能收看到凤凰卫视的城市随处可以听见。
世界已经多极化，中国不是一极，起码也是史前期的青藏高原了，成为突出的一极只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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